“膠州秧歌”以其輝煌的藝術魅力蜚聲全國，並在2006年成功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膠州大秧歌是山東三大秧歌之壹，其舞蹈、音樂曲牌和情節劇在中國秧歌群體中獨樹壹幟。但膠州秧歌究竟起源於何時，至今尚無定論。
《青島文化誌》說膠州大秧歌的發祥地是馬店東小屯，是闖關東的產物，形成年代為清末民初，筆者曾向該誌供稿人提出過異議，後來該作者告訴我，在編寫《膠州文化誌》征集資料時發現，膠州籍鹹豐九年（1859年）進士宋觀煒十二首《秧歌詞》詩為七言絕句，分別對膠州秧歌六個行當（演員）作了全面描述，後來《膠州文化誌》遂把膠州秧歌的形成年代訂正為鹹豐三年（1853年），其確鑿年代應在1854～1858年間。
壹、單憑宋觀煒十二首詩的成詩年代為依據，沒有其它例證。
二、據乾隆版《膠州誌》載：“上元，張燈火，陳雜劇，喧鬧竟夜”。該誌成書於1752年，經查多種資料，膠州在1752年之前無任何雜劇。誌中的“雜劇”，應該指的是膠州秧歌劇。
三、《膠州市文化誌》載東小屯“馬、趙二姓，棄家闖關東。在逃荒路上，從乞討賣唱，後改為邊舞邊唱，逐漸形成了壹些簡單的舞蹈程式和具有膠州地方色彩的小調，他們重返家鄉後，經過代代相傳，提煉加工，至清朝中期，逐漸成為定形的舞蹈秧歌，”此說忽略了關鍵問題“秧歌”壹詞的由來。秧歌，起源於農業勞動，是南方勞動人民插秧所唱的勞動小曲。膠州所以有南方秧歌，是因為膠州在唐宋時期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北宋時期作為北方唯壹設置市舶司的碼頭，與江南有著密切的聯系。隨著與南方商業貿易的往來，南方的文化藝術如秧歌等勞動小曲也隨之傳至北方。膠州秧歌應該是引進江南地方曲調，吸收了北方雜劇的精華，形成的新藝術形式。
膠州秧歌從藝術形式和類別上看，是壹種戲劇，不是單純的舞蹈和歌唱。它有劇本，有道具，有曲牌，演員有行當，是壹種形式活潑的歌舞劇。這樣壹個形式多樣、文化內涵豐富的地方劇種，不可能形成於壹個不足百戶的邊遠村莊，而應該是圍繞膠州海運文化應運而生。從其曲牌、行當等藝術因素分析，膠州秧歌的形成是經歷了壹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它與南宋以來的雜劇、曲牌演唱有關，筆者根據膠州秧歌的曲牌、角色、表演形式以及流傳地域文化特征等因素推斷，膠州秧歌與元雜劇有著密切的關系，其起源的時間至少應在宋末元初。
膠州秧歌劇與雜劇有關的壹個重要證據是膠州秧歌劇的表演形式。膠州大秧歌是廣場（街頭）四方連續的可視性表演形式，演員表演面對的是叫周觀眾。據考證，這種表演形式來自於早期的戲劇。顧學頡著《元明雜劇》：“近年在晉、陜、豫交界地區發現的宋遼金元時代的戲臺遺址，不下十來處之多。其中最早的名為‘舞亭’，是個建築在露臺上而的亭子，可供四面觀眾觀看。”這說明中國戲劇的前身，是從民間廣場表演藝術發展而成的。膠州秧歌劇壹直保留了廣場藝術（街頭）形式至解放初，後被文藝工作者在不斷借鑒其表演藝術形式的同時，把具有完整內容性的表演部分刪去戲劇部分，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就這樣被人們遺忘了，但惟壹能夠窺見其古老形式的是演出前打場子的舞蹈部分。
膠州秧歌與雜劇有關的第二個重要證據是角色行當。
“元雜劇中演員的角色（行當），可分四大類別，即末、旦、凈（包括醜）、雜，而以末、旦二色為主，每類之中又各分許多細目（顧學頡著《元明雜劇》）。”膠州秧歌劇中演員也有角色（行當），其角色分別是：小嫚（花旦）、扇（花旦兼青衣）、翠花（青衣兼老旦）、棒槌（末，也就是現在的小生兼武生）、鼓子（老生兼醜）、膏藥客（雜）。元雜劇中演員的角色與膠州大秧歌劇中演員的角色驚人地相似，也非常符合那個時代的特征，這不是巧合，而是那個時代傳遞給我們的直接信息。王國維在《余論》中有過壹個總括的說明：“我國戲劇，漢魏以來，與百戲合，至唐而分為歌舞戲及滑稽戲二種，宋時滑稽戲尤盛，又漸籍歌舞以緣飾故事，於是向之歌舞戲，不以歌舞為主，而以故事為主，至元雜劇出而體遂定，南戲出而變化更多，於是我國始有純粹之戲曲。”這裏基本上把我國戲曲的大體脈絡清晰地勾勒出來了。膠州秧歌劇演出形式的構成基本符合上述論斷。歌舞、滑稽、緣飾故事這三大要素，在斜溝崖、南莊村等秧歌劇表演形式中明顯地具備這個特點，看出這三大要素的存在。
膠州秧歌與元雜劇有關的第三個證據是曲牌和劇本的近似。
解放後，各級文藝工作者對膠州秧歌調查挖掘所得的曲牌主要有二類：嗩吶曲牌，主要包括得勝令、打竈、小浪音、小白馬、鬥鵪鶉、八板、煽簸箕等。
唱腔曲牌，主要包括扣腔、鋸缸、打竈、疊斷橋、男西腔、女曲腔等。小戲劇本，包括大離別、小離別、想娘、五更等72出（本），現僅查到35出（本）。
根據上述曲牌和劇本對照元雜劇分析，膠州秧歌劇的嗩吶曲牌“得勝令”、“鬥鵪鶉”在元雜劇《倩女離魂》、《趙氏孤兒》、《竇娥冤》等劇本中均有使用，特別是王實甫的《西廂記》，“鬥鵪鶉”曲牌反復使用了七次，“得勝令”使用了五次，可是在明朝湯顯祖的《牡丹亭》和清初洪升寫的《長生殿》兩個劇本中均沒有用過上述兩曲牌。從這兩部經典性劇本中沒有使用這兩個曲牌，說明其在明代與清初已經被淡化。明末清初孔尚任所寫的《桃花扇》中雖然上述兩曲牌各用了壹次。但孔尚任是山東曲阜人，他之所以繼續使用元雜劇的上述兩曲牌，很可能與其對北方元雜劇曲牌的熟悉有關，受家鄉傳統文化的遺傳特征影響而形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膠州秧歌劇與元雜劇之間所存在的關系不是間接的，而是壹個時代的文化現象的統壹產物。這壹文化現象應該從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高度來認識。
中國文學史上，有唐詩、宋詞、元雜劇、明清小說的說法。可見，元雜劇的地位是很高的。膠州秧歌劇具備這壹特點，所以對於它的研究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元雜劇有著特殊的形式。在這以前，傳統的文學體裁是抒情的詩歌散文，而從此以後，文學作品的體裁出現了新的有情節、有人物、以敘事為主的戲劇和小說，因而詩歌和散文喪失了霸占文壇的局面。”（溫真《簡說元雜劇》），膠州秧歌劇就是這壹新體裁的主要組成部分。試證如下：
壹、元雜劇的著名作者王實甫是元大都（今北京）人，他的創作活動主要在元成宗大德年間（1298～1307年），他的《西廂記》反復使用和膠州秧歌劇壹樣的曲牌，給我們傳遞的信息表明了膠州秧歌劇與《西廂記》是在同壹個時期並存的藝術表演形式（那時膠州秧歌已經處在成熟期）。
二、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把我國戲曲的形成發展過程大體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第壹，從上古到五代，是我國戲曲的萌芽時期。第二，宋金二代，為我國戲劇的形成時期。第三，元代雜劇的形成，標誌著我國戲劇的正式成熟。第四，元明南戲較之元雜劇變化更多，中國戲曲有了新的發展。”
在王國維上述第二階段中有這樣的論述：宋金兩代的雜劇院本，還“非盡純正之劇，而兼有競技遊戲在其中……其結構與後世戲劇迥異。”第四階段論述：“至唐分為歌舞及滑稽戲二種，宋時滑稽戲尤盛，又漸藉歌舞以緣故事，於是向之歌舞戲，又不以歌舞為主，而以故事為主。”根據王國維的論證，膠州大秧歌劇的表演形式無壹不與其論述相符合。特別是膠州秧歌劇中“鼓子、棒槌”，“競技遊戲”是秧歌劇最具特色的表演形式。而“上跤”、“滾繡球”用高難度武術動作形式表演打各式“棒槌”，女性表演的“扭斷腰”、“三道彎”等非常富有代表性。“不以歌舞為主，而以故事為主”，秧歌劇的演出是以本戲為主，秧歌劇的演出有自己的“演奏曲牌”、“唱腔曲牌”，又有自己的“劇目”，更具有自己獨特的表演形式。不同的歷史時期，戲劇藝術的發展應該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膠州秧歌劇的這壹藝術形式，其劇目、服飾、道具、色調、人物的動態、神韻等，都體現出宋元時期的審美習慣、審美心理、社會習俗以及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