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這首詩卻不同：它不寫別時景、別時情，而集中筆力描繪友人所去之處的景色，可算是別具壹格。詩的起句，即事直書，開門見山，點明“蜀客南行”。因為被送者是“客”，而“客”上又冠以“蜀”字，則友人所去之處不言自明。通過這壹句，把行人和居人的關系，也交代得清清楚楚。“祭碧雞”三字，用了壹個典故。起句用典，在張籍詩中可能是壹個特點。例如《秋思》中用了張翰的典故，這裏用了漢代王褒的典故。不過《秋思》是暗用，即使不熟悉典故，也不妨礙對詩意的理解。這首詩用的是明典，不解釋清楚就很難了解詩的內容。典故往往比壹般辭匯具有更為深廣的含義。通過這則典故，我們設想這位蜀客是奉詔赴蜀的，也可能是壹個象王褒壹樣富有才華的文人，至少作者是用王褒這位文學之士來稱譽他。由於典故帶有蜀中特異的情調，壹開頭就給全詩籠罩了浪漫的色彩。
第二句“木棉花發錦江西”，是寫現實中的蜀地景物。木棉花開，正是春季，其地又在錦江，則明麗可想。照此寫來，詩中情緒應該是愉快的，可是並不，詩人在句末輕輕點上二個“西”字，則將詩境引向遼遠的四川西部了。如果說前兩句是由虛到實的話，那麽後兩句則把詩筆集中到更小的畫面上，色調也由明麗轉向淒清了。日落黃昏，山中小橋上行人稀少，隱隱透露出旅客孤單，蜀地淒涼的況味。再加上“時見猩猩樹上啼”壹句，更加烘托了這種孤寂冷落的氣氛。“猩猩啼”系承“行人少”而來。因為“行人少”，所以猩猩敢於出來活動。這景象不但淒清，甚至帶點兒恐怖。猩猩啼，猿猴叫，最增旅思。李珣《巫山壹段雲》詞雲：“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其《南鄉子》又雲：“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兩。”李珣既寫了蜀地，也寫了嶺南，張籍則專寫蜀中，風光非常相似，用以烘托旅愁的效果，也是相同的。在送人之際，詩人為什麽不用好言安慰，反而渲染愁情?似乎不可理解。其實這是唐人的壹種習慣，上面所提到的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李白《送友人》，不都是如此嗎?詩中描寫了蜀中風光，可是從詩人壹生行蹤來看，他並未到過那裏。雖未到過，但景物的摹寫，情境的描繪，卻非常真實。因此宋顧樂《唐人萬首絕句選》評曰：“說出南方風土，使人如履其地。就事直書，布置得法，自有情景，真高手也! 凡登臨風土之作，當如此寫得明凈。”詩人並未親臨其地，但寫出來卻“使人如履其地”，這是什麽原因?壹是抓住了蜀中典型的富有特征的景物，象木棉、錦江，猩猩，連典故也是蜀中所特有的。這樣，就能產生以少總多的藝術效果。二是借助於想象。沒有想象，就沒有詩歌，沒有文藝創作。此刻詩人在送人之際，他的想象力也跟隨行人到了蜀中，仿佛身臨其境，看到那裏的壹切。就象後來詞人孫光憲所寫的那樣：“目送征鴻飛杳杳，思隨流水去茫茫，蘭紅波碧憶瀟湘。”(《浣溪沙》)當然張籍所詠的不是瀟湘，而是蜀中，但就馳騁想象來說，不正有些相似之處嗎?這也許是文藝創作上的壹個***同規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