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情感基調慷慨悲涼，語言簡練剛健，自然明白而流暢，成為後世詩歌推崇的榜樣。
風骨最早用於品評人物，有人認為風骨即風格，也有人認為風骨即形式、文辭與內容、思想的關系。《解說》中的“風清骨駿”即“文情並茂的、結構嚴密的、剛健朗暢的美”，這才是後世人所樂道的魏晉風骨。
自古來，詩便有“言誌”之說。所謂的“誌”從《尚書》的實際講應“是指作者的誌向抱負”（朱自清《詩言誌辯》），也就是壹種個性的主張。而在後世的社會實踐中，“誌”的內涵逐漸開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內涵，而個性化的含義越來越少。
西漢初，五言不盛，止於民間，士大夫多視作民間俚曲，不甚重視。後進於樂府，這才漸為吸納。也正因為如此，樂府詩中包含了許多民歌的氣息。其詩，天真率潔，不尚雕琢。辭風上自然古樸，保留了大量的民間語言。這對後世的詩歌影響頗大。
魏晉詩歌承接樂府余脈，但又獨有新意。首先是樂府風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詩轉變。另壹方面，文人詩由於吸收了民歌的精華，也開始擺脫漢賦的浮華氣，形成了壹種自然天成，個性飛張的風格。這方面成就較高，具有代表性，眾耳能詳的莫過於“三曹”父子。關於“三曹”其它文章說的很多，這裏不再多說。我只有壹點想說明壹下。曹氏父子不同於其它建安文人。“三曹”是詩人，但更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角。這種顯而易見的主角意識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這種主角意識使他們可以說旁人所不能說，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從裏到外都透著大氣。他的“悲涼”、“古直”（鍾嶸語）不是壹般文人的感嘆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裏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馬篇》中的遊俠與壹般文士的遊俠也大不相同，沒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邁不凡”（見《漢魏六朝詩鑒賞大辭典》）。而所有這壹切都是主角意識的深刻表現。在他們看來他們不只是在評說歷史，創造歷史的主體就是他們自己。
至於正始文學，則明顯具有文人氣的特征，但在表現個性上卻與建安壹脈相承。至若入晉之後，則漸少爽朗剛健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