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歌藝術
袁行霈
壹
白居易的藝術成就突出地表現在詩歌語言上。他的語言淺顯平易，有意到筆隨之妙。趙翼《甌北詩話》卷四說：“且其筆，快如並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這段話確切地說出了白詩的長處。
這個成就在諷諭詩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他的諷諭詩都是指論時事、美刺比興的作品。這類詩本來容易使人迷離恍惚，詩人處在政治迫害的危險中，又往往故意寫得隱晦曲折，歸趣難求。阮籍的《詠懷》就是這樣，李善註曰：“雖誌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足見其隱晦的程度。所以《詩品序》說：“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劉勰《文心雕龍·比興篇》論興，也說過“明而未融，故發註而後見”的話。這種情況壹直延續到唐代，陳子昂、李白所寫的刺譏時政的詩，亦未能盡去閃爍隱約之辭。白居易繼承了杜甫顯陳時事的傳統，運用淺顯平易的語言去表現政治諷諭的內容，取得極好的藝術效果。馮班《鈍吟雜錄》說：“白公諷刺詩，周詳明直，娓娓動人，自創壹體，古人無是，蓋出於小雅也。”不為過譽之辭。
嚴格說來，白居易的諷諭詩有不少是所謂賦體。如《重賦》直斥兩稅法的流弊，《道州民》明寫太守陽城上書罷貢“矮奴”之事，《陰山道》指言元和二年的新敕。都是直陳其事、淺近曉暢的作品。諷諭詩裏另壹些是所謂比興體，這些詩雖是比類以言、引類譬諭，卻也沒有壹絲的隱晦。《黑潭龍》以龍神比喻皇帝，狐鼠比喻貪吏，指斥貪吏的意圖是很明顯的。《有木詩八首》用八種樹影射八種人，雖是“引風人騷人之興”，以諷前人、儆後代，卻也意微詞顯，毫不費解。
白居易諷諭詩之外那些抒情寫景的詩也有這種長處，他很少用典，只是以極其平常的語言，傾吐內心的感受。親切自然、娓娓動人。如那首有名的《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初春帶給人的那種輕快的心境，幾乎是用口頭上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亂花”二句是當之無愧的。
白居易並不只是淺顯平易，他有些詩還能在淺顯平易之中掀動波瀾，這就是那些警句的出現。陸機《文賦》說：“立片言而居要，乃壹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白居易恰恰是善於運用壹二警句統攝全篇，達到平淡中見神奇的效果。如《輕肥》前十四句全是鋪敘權貴的闊綽，最後兩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驚心地指明了他們剝削的本質。類似的例子很多，如：
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
壹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買花》）
此臂折來六十年，壹肢雖廢壹身全。（《新豐折臂翁》）
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縛戎人》）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紅線毯》）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賣炭翁》）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
這些警句有的在篇末，有的在篇中，有的做詩人的口吻，有的做詩中人的口吻，都很鮮明強烈。值得註意的是，其警句之警，不在語言的奇峭上，而在於立意的新銳上。尖銳的思想以淺顯平易的語言出之，不但不削弱思想的力量，反而更易入人心脾。劉熙載說得好：“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藝概》）前人有以“柳陰春鶯”形容白居易詩風的，也有以“平湖春漲”來形容的，都只看到其“清淺可愛”的壹面，而忽視了他警拔深刻的壹面，是不全面的。
在這裏必須談壹下“元輕白俗”的問題。蘇軾在《祭柳子玉文》中說：“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什麽是俗呢？蘇軾沒有說明，但從後人的闡發看來，不外是詞俗和意俗兩個方面。也就是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所說的“其詞淺近，其氣卑弱”。反對此說的也不乏其人，如張镃、王若虛、葉燮等。其中以葉燮的說法最公允，他說：“白居易詩，傳為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不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原詩》外篇下）葉燮不是籠統地肯定或否定，而是有分析地區別對待，不失為公正的態度。在白居易的二千八百餘首詩中，有言淺意卑的，也有言淺意深的，早年的諷諭詩壹般達到了淺近與警拔的統壹，晚年的詩歌也不乏佳作。如就其諷諭詩而論，能夠寫得那樣通俗淺近，不能不說是對於詩歌藝術的壹大貢獻。
二
白居易的藝術成就還突出地表現在敘事詩上。我國的敘事詩本來不多，長篇敘事詩尤其少見。白居易不但在諷諭詩中發展了敘事的技巧，而且寫了《長恨歌》和《琵琶行》這樣兩首具備完整故事情節的長篇敘事詩，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就。
白居易的敘事詩不只是敘事，而且有抒情，如果說杜甫是以抒情為主結合敘事的話，那麽白居易可以說是以敘事為主結合抒情。《秦中吟序》說：“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傷唐衢》中說他的詩是“壹吟悲壹事”。可見他並不是不動感情地純客觀地敘事。他很重視感情的作用，他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又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詩者根情”，這些話都說明在主觀上白居易並沒有排斥抒情。驗之於詩，他那些成功的作品，也莫不在敘事中流露著對人民的同情和對統治者的憤慨。
敘事與抒情的結合，在白居易詩中有幾種不同的方式。壹種是寓感情於敘事之中，詩裏沒有抒情的句子，感情卻洋溢在敘事的字裏行間，如《賣炭翁》、《采地黃者》。另壹類詩是以第壹人稱的口吻代替詩中人物抒情。如《上陽白發人》就是替壹個上陽宮女傾訴內心的淒苦，這種傳統的宮怨主題在盛唐絕句中是屢見不鮮的，白居易用壹首樂府詩來寫就更便於敘事，而用第壹人稱來寫就更便於抒情。像“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鶯歸鶯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這些詩句既交代了她幾十年的孤苦生活，也表現了她內心的淒涼與悲惋，敘事與抒情結合得很好。此外，《新豐折臂翁》、《縛戎人》、《重賦》、《杜陵叟》等詩也都成功地運用了這種第壹人稱的寫法。白居易還有壹類詩，是在事情敘述完了以後直抒胸臆，這就是“卒章顯其誌”的寫法。《觀刈麥》、《村居苦寒》、《新制布裘》、《紅線毯》都屬於這種情況。如《紅線毯》末尾道：“宣州太守知不知？壹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是頗為有力的。
脈絡分明、曲折生動，是白居易敘事詩的另壹個特點。如《賣炭翁》，開頭八句對賣炭翁先作了壹番總的介紹，“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簡單而深情的十四個字，勾勒出他的外貌。“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同樣簡單而深情的十四個字，表現了他的內心。在這番總的介紹之後，詩人揀取他的壹次遭遇，加以具體描寫。從賣炭翁送炭進城，到炭車被宮使掠走，這樣壹個過程，白居易只用八句詩就敘述得壹清二楚，人物的活動像壹幅幅畫面，連續展現在我們面前。《遊悟真寺詩》用遊記文的手法，敘述五日遊山的經過，長達壹百三十韻，卻毫無紊亂拖沓之感。白居易有時像遊人，以驚異的眼光環視著周圍的山石樹木；有時又像向導，細細地指點著每壹處名勝。正像遊山玩水時走走停停壹樣，白居易也不時地在敘述之中插入壹段景物的描寫，如“東南月上時，夜氣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寫出黃金盤。藍水色似藍，日夜長潺潺。周回繞山轉，下視如青環。或鋪為慢流，或激為奔湍”。文字清麗自然逗人喜愛。這首詩不像韓愈的《南山詩》那樣出奇制勝，而給人以質樸渾成之感，是壹首難得的好詩。
《長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敘事詩的代表作。在中唐與傳奇小說發展的同時，出現了不少帶有故事性的長篇敘事詩，如元稹的《琵琶歌》、《連昌宮詞》，李紳的《悲善才》、《鶯鶯歌》，劉禹錫的《泰娘歌》等等。《長恨歌》和《琵琶行》是這壹批敘事詩中最優秀的兩篇。
《長恨歌》和《琵琶行》都有曲折的故事情節和濃郁的抒情氣氛。它們藝術上最大的特點在於：敘事狀物求實而不泥於實，故能於流麗的描繪之中寓有雋永的情味。《長恨歌》敘述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有詳有略，有虛有實，安排得十分精巧。看他寫安史之亂，只用“漁陽鼙鼓動地來”壹句就交代了過去。寫楊貴妃之死，只用“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兩句就虛掩了過去，卻在玄宗身上著實寫道：“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寫玄宗血淚交流自然比寫貴妃倒在血泊中含蓄動人。“歸來池苑皆依舊”以下十六句是詩裏最精彩的段落。這壹段全用景物來渲染玄宗孤寂的心情，真切而不粘著。下面寫貴妃“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壹枝春帶雨”，壹個比喻勝過多少描畫。像這些地方都表現了白居易高度的藝術技巧。
《琵琶行》對音樂的描寫有獨到之處。它總是聯系著聽者的感受，聯系著音樂所引起的想象，運用壹系列比喻來描寫，讓人覺得那琵琶聲中有琵琶女在，也有詩人的同情在。白居易不但寫有聲，而且寫無聲，寫無正是突出有。“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這兩處描寫不但使感情更深入了壹層，而且增加了詩的變化，造成鮮明的節奏感。
白居易的藝術成就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有些詩是圍繞著壹個人的遭遇來展開敘事的，《新豐折臂翁》、《縛戎人》、《賣炭翁》、《上陽白發人》都屬於這壹類。這些詩側重於個別人和個別事的特寫，詩中人既有與壹般被壓迫者相同的命運，又有各自獨特的遭遇和個性特點，可以說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形象了。這樣的典型形象在白居易詩中雖然只有幾個，卻顯示著壹種新的努力和新的方向。杜詩裏也寫到許多人，但其個性特點不甚鮮明，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特色和成就並不在此。白居易在杜甫的基礎上又發展了壹步，使人物的個性更為突出了。我們可以拿《新豐折臂翁》和《兵車行》作壹番比較，這兩首詩都是反對楊國忠征南詔的。《兵車行》通過壹個行人介紹兵役之繁重，戰爭之艱苦，以及人民反戰的情緒，是壹種概括介紹的寫法。那行人只是壹個介紹人，而不是作為壹個典型出現的。新豐折臂翁則不然，他是《兵車行》中千萬被征發的人民中的壹個，又是獨具個性的壹個。他反對侵略是用錘折右臂這種獨特的方式進行的。他有自己獨有的痛苦，也有自己獨有的安慰，因此他具有更強的典型意義。白居易這種通過個別揭示壹般的寫法，是很富於表現力的。
（選自《白居易的詩歌主張與詩歌藝術》，載《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題目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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