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壹詞最早大量應用於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後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至於文學評論，當以南唐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漢獻帝最後的年號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壹段時間。這壹時代的作家，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註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當時處於戰亂動蕩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更為慷慨激昂，他們創作了壹大批文學巨著，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即人們常說的“建安風骨”。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著作表現了時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沈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與文士相處極歡洽。王粲死時，他率眾文士送葬，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都叫壹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壹片驢叫聲。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艷，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蕩的真實寫照。
建安文學的輝煌成就，對後來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唐劉勰和鐘嶸反復推崇建安時期的文風；唐陳子昂盛贊“漢魏風骨”，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當代魯迅先生贊譽：建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從這個時候起，人們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獨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批評論文，是建安時代文學自覺的標誌。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
魏晉風骨------風骨最早用於品評人物，有人認為風骨即風格，也有人認為風骨即形式、文辭與內容、思想的關系。《解說》中的“風清骨駿”即“文情並茂的、結構嚴密的、剛健朗暢的美”，這才是後世人所樂道的魏晉風骨。
自古來，詩便有“言誌”之說。所謂的“誌”從《尚書》的實際講應“是指作者的誌向抱負”（朱自清《詩言誌辯》），也就是壹種個性的主張。而在後世的社會實踐中，“誌”的內涵逐漸開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內涵，而個性化的含義越來越少。
魏晉之前的詩歌特點。從詩的起源上講我比較傾向於“詩起於樂”。這壹點從詩的節律特點就可以看出來。而歌、樂府詩則從實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證。正因為如此詩歌的音樂性就成了詩的先天特點。而中國詩的發展也壹直在遵循著這條暗線。看壹看詩、詞、曲的發展過程，哪壹個不與音樂有關呢？
西漢初，五言不盛，止於民間，士大夫多視作民間俚曲，不甚重視。後進於樂府，這才漸為吸納。也正因為如此，樂府詩中包含了許多民歌的氣息。其詩，天真率潔，不尚雕琢。辭風上自然古樸，保留了大量的民間語言。這對後世的詩歌影響頗大。
魏晉詩歌承接樂府余脈，但又獨有新意。首先是樂府風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詩轉變。另壹方面，文人詩由於吸收了民歌的精華，也開始擺脫漢賦的浮華氣，形成了壹種自然天成，個性飛張的風格。這方面成就較高，具有代表性，眾耳能詳的莫過於“三曹”父子。關於“三曹”其它文章說的很多，這裏不再多說。我只有壹點想說明壹下。曹氏父子不同於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詩人，但更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角。這種顯而易見的主角意識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這種主角意識使他們可以說旁人所不能說，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從裏到外都透著大氣。他的“悲涼”、“古直”（鍾嶸語）不是壹般文人的感嘆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裏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馬篇》中的遊俠與壹般文士的遊俠也大不相同，沒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邁不凡”（見《漢魏六朝詩鑒賞大辭典》）。而所有這壹切都是主角意識的深刻表現。在他們看來他們不只是在評說歷史，創造歷史的主體就是他們自己。
至於正始文學，則明顯具有文人氣的特征，但在表現個性上卻與建安壹脈相承。至若入晉之後，則漸少爽朗剛健的風骨。
魏晉風骨對後世影響，特別是唐代諸公大聲疾呼提倡“漢魏風骨”。李白的詩個性之強，近於魏晉，思想上也近於玄老。後人說李白有清談跡象，是有壹定道理的。杜甫被稱為“詩史”，在內容上更近於魏晉。而白居易文辭淺白、直率更是與魏晉有不解之緣。
再者，魏晉在形式上的發展也不容忽視。五言詩的形式擴大了詩的容量，使得詩的發展出現了壹個新的高潮。同時，五言詩也為詩的音樂化找到了壹種新的方法。盡管這在當時還並不成熟，但卻給後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詩的形式，使平仄音韻的變化更為豐富，也更具規律性。從更深層意義講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後世七言、律詩的產生，進而影響到詞、曲。(轉自瀚文視點，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