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發憤著書說”的內涵
發憤著書說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即“著書泄憤”和“著書言道”。
“泄憤”是著書的動力，“言道”是著書的目的。
在“發憤著書說”中，這兩方面的內容，又是互相聯系，密不可分的。
壹方面“著書泄憤”是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著書泄憤”強調文學創作的作用，主要是幹預現實、批評現實，提出“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
《報任安書》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國，《說難》《孤憤》。
司馬遷通過從古至今的例子論證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退論著書策以述其憤，思垂空文以自現”的觀點，他更是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具有總結性的觀點
另壹方面“發憤著書”是關於“文”與“道”的關系。
司馬遷認為“發憤著書”的目的是言道，要言聖賢之道，這與我國古代重視“文”與“道”的關系是壹脈相承的。
二、發憤著書說理論的歷史傳承和影響
孔子的《論語?陽貨》：中提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可以怨”是說人們可以借文藝來發泄胸中的牢騷,“發憤著書”與“詩可以怨”壹脈相承，且發憤著書具有更進步的意義。
在後代，韓愈在文上主張的“不平則鳴”就是“發憤著書”的繼承和延伸。
韓壹方面主張“文以載道”，提出“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另壹方面又提倡“窮苦之言”，認為“和平之言易好”，自覺意識到“泄憤”和“言道”的統壹性，這是對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是壹個很好的發展。
宋代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也是對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的壹個繼承和發展。
三、發憤著書的意義和局限
“發憤著書說”不僅成為歷代進步文人奮筆和黑暗現實鬥爭的理論依據,而且還上升為衡量文學作品思想性的壹個客觀標準。
1，提高了“怨”的地位，同時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觀念。
2，擴大了批判現實的範圍，比漢儒的“怨刺”說更為合理。
3，給現實主義批判精神這壹理論以主體性的審美內涵。
“發憤著書”也有著它的局限性。
如司馬遷在總結“發憤著書”時文學與學術並沒有分離，所以論述缺乏全面性，但這是瑕不掩瑜的。
另解：
所謂"發憤"，就是指壹個人身處極端逆境但是誌向不被屈服，因為身處苦難卻能更加的激揚奮發。
司馬遷發憤著書，有兩方面的內容。
第壹，忍辱發奮，用堅韌的毅力來完成傳世之作。
第二，揭露統治者的荒淫，歌頌敢於反抗、敢於鬥爭的歷史人物。
把個人的不平和憤怒之情，宣泄在對歷史人物的褒貶上，講述古今往事，引人深發，啟迪後人更加明智。
這些都是陷害司馬遷的統治者們想都沒有想到的巨大歷史功效。
發憤著書就其思想而言，無疑繼承了詩經詩言誌這壹特點。
有這麽壹種說法：亂世出英雄。
說往往在時事混亂的環境下，才可以逼出來壹些改變時代命運的英雄。
也就是說人處於困境的時候會調整自己的應對能力，從而發揮出身體的潛能。
比如說：拿破侖，朱元璋。
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閑適舒暢的生活，往往會摧毀人們的主動發掘自我潛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雖然關於是快樂出詩人還是，苦難出詩人。
古今中外，說法不壹。
但是，依我的經驗以及切身體驗來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難或者心情低落的時候，才能寫出來比較好的詩歌或者其他文學作品。
作者處於困境之中，憂思郁積，無處發泄，唯有訴諸於文字，才能達成自己的精神狀態的平衡。
自古而今，經歷了諸多人生磨難和精神挫折才終成大作的作家舉不勝舉。
反觀當今，優秀的著作仍然屬於常處憂思者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