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的前輩壹樣，黃庭堅對西昆體也是猛烈攻擊的。西昆詩人講究聲律、對偶、辭藻， 黃庭堅像
為了在藝術上擺脫西昆詩人的影響，從歐陽修、梅堯臣開始就企圖在立意、用事、琢句、謀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葉以後，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舊黨爭的風險，即使許多詩人愈來愈脫離現實；當時大量書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漲，又使他們不滿足於尋常典故的運用，而務求爭新出奇（註：歐陽修與梅堯臣書，不滿意當時人作白兔詩“皆以常娥月宮為說”，蘇軾《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皆見當時詩人爭新出奇的風氣，到黃庭堅更變本加厲。）。這樣，他們雖努力在詩法上向杜甫、韓愈以來的詩人學習，卻未能更好地繼承杜甫、白居易以來詩家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們擺脫了西昆體的形式主義，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義道路。這就是從北宋後期逐漸形成的江西詩派。這壹派詩人並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黃庭堅在這派詩人裏影響特別大，所以有此稱呼。《苕溪漁隱叢話》曾稱引黃庭堅的詩說：“隨人作計終後人。”又說：“文章最忌隨人後。”可見他在文學創作上是有開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會接觸面較之前輩詩人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遠為狹小，長期的書齋生活與脫離現實的創作傾向使他只能選擇壹條在書本知識與寫作技巧上爭勝的創作道路。他說：“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又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壹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胡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壹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可以看出他的這種傾向。那麽怎樣取古人陳言點鐵成金呢？就是根據前人的詩意，加以變化形容，企圖推陳出新。他稱這種作法是“脫胎換骨”，是“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是“以腐朽為神奇”。比如王褒《僮約》以“離離若緣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須。黃庭堅《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詩：“王侯須若緣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進壹步用空谷的清風形容王炳之那聞聲不見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後人根據李延年《佳人歌》，用“傾城”、“傾國”形容美色，已近俗濫。黃庭堅《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詩：“公詩如美色，未嫁已傾城。”意思就深了壹層，而且符合於這些文人的雅趣。這些運用書本材料的手法，實際是總結了杜甫、韓愈以來詩人在這方面的經驗的。他同壹般低能文人的慕擬、剽竊不同之處，是在材料的選擇上避免熟濫，喜歡在佛經、語錄、小說等雜書裏找壹些冷僻的典故，稀見的字面。在材料的運用上力求變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剝。為了同西昆詩人立異，他還有意造拗句，押險韻，作硬語，連向來詩人講究聲律諧協和詞彩鮮明等有成效的藝術手法也拋棄了。象下面這首詩是比較能表現他這壹方面的特點的。 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壹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袒懷相識察，床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誠堪婿阿巽，買紅纏酒缸。——《子瞻詩句妙壹世，乃雲效庭堅體，次韻道之》這是他答和蘇軾的壹首詩。開首四句說他的詩沒有蘇軾那樣闊大的氣象。中間十二句寫蘇軾對他的賞識，同時表現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澗壑裏的枯松，波濤推不動，萬牛挽不前的。結四句說他兒子或可以同蘇軾的孫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說他的詩不能同蘇軾相比。這正是後來江西派詩人說的“打猛諢入，打猛諢出”，用壹種詼諧取笑的態度表示他們的情誼。這詩從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變盡建安以來五言詩人熟習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贈丁儀、沈約寄範雲、杜甫贈李白等詩篇，黃庭堅雖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卻仍未能有效地表達他的真情實感。 當然，作為壹個開創詩流派的藝術大匠，黃庭堅的詩並不是每篇都這樣生硬的。當他受到真情實境的激發，壹定程度上擺脫了刻意好奇的習氣時，依然能夠寫出壹些清新流暢的詩篇，象下面的例子。 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入瞿塘灩預關。未到江南先壹笑，嶽陽樓上對君山。 黃庭堅 送劉季展詩帖
滿川風雨獨憑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雨中登嶽陽樓望君山》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壹道月分明。朱弦已為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裏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登快閣》 前人論宋詩，每以蘇黃並稱。蘇詩氣象闊大，如長江大河，見起濤湧，自成奇觀；黃詩氣象森嚴，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藝術上各自創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黃庭堅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蘇軾相比，因為他的詩雖能屏除陳言濫調，形成壹種以生新瘦硬為其特征的風格，但仍無法掩蓋他生活內容的空虛和脫離現實的傾向。 宋詩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於當時作者如歐陽修、蘇舜欽、梅堯臣等的面向現實，以詩配合他們的政治鬥爭，壹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願。黃庭堅論詩說：“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諍於庭，怨憤詬於道，怒鄰罵座之為也。”又說：“其發為訕謗侵淩，引領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壹朝之憤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顯然，這是取消了詩歌的戰鬥作用，其結果必然要走上脫離現實、片面追求藝術技巧的道路，偏離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方向。 黃庭堅的書法，可分兩個階段。前壹階段即他自稱的元祐間書。是繼承各家，融化為己。後壹階段，則極力創新。他對自己要求很高很嚴格，常否定元祐間即四十九歲前所寫的作品。說：“黃庭堅全身題跋像
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甚至在被貶戎州時說：“見舊書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字差可耳。”但我們從現今存世的黃書來看，只有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四十六歲時寫的正書《伯夷叔齊廟碑》貌近褚遂良，尚未樹立獨特的風格。然他參用薛稷學褚的方法，步步頓挫，力避學褚不成，流入浮滑之病，最初奠定了他後來作品中用筆到處擒縱，筆筆凝練的基礎。至於他的大字，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三十九歲時所書《遊青原山詩石刻》，縱橫開闔，浩逸雄偉，深得《瘞鶴銘》神髓．並融會成自己的面目。勝過古人羊欣學王羲之、薛稷學褚遂良的步趨惟肖。又如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十二歲時，所書的《王長者墓誌稿》，行楷妙得《蘭亭》筆意。近年出土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即他四十三歲時正書《王純中墓誌》和行書《糟姜帖》又受到蘇軾影響。但他用中鋒直落的方法，糾正了蘇軾“腕著而筆臥”的缺點。《藥方》則筆筆欲飛，後二行隨意草草，置諸顏真卿《祭侄文》、《爭坐位帖》兩稿中，幾莫辨出於兩手。由此足見他學古人功力的深邃。但他在認真創作時，即立意創新，不屑蹈前人的陳跡。餘如《華嚴疏》、《發願文》等，尚未力趨險絕，可斷定為元祐中書，采用顏真卿大字筆意，而把顏體縮短的筆畫展之使長，成自己的面目。事實上黃庭堅書，在元祐間早已成家。但他誌高氣昂，沒有絲毫自滿。反而貶低了以往取得的成績。他在書法藝術中，汲取了古今人之優點，融為己有後，還進壹步不斷改造，力創新奇，成為他晚年前無古人的獨特風格。在《山谷文集》中。有這樣壹段記載：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壹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日：“若美叔則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乃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仿右軍書，筆意潤澤，便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以詩，中有“字身藏穎秀勁清，向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壹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從這裏可以看出黃庭堅對書法藝術，學古而不寄古人籬下，立誌創新的宏誌。他晚年所書《松風閣詩》盡管筆不稱手，仍阻止不了他發揮創造力的才能。《經伏波神祠詩卷》是病後筆，自稱合作。其後自題雲：“若持到淮南，見余故舊，可樂之，何如元祐中黃魯直書也？”以及《蘇軾寒食詩卷後跋》，《範滂傳》都是晚年合作。《範滂傳》是他最後謫居宜州時所書，旋即身卒。老筆更為遒練。 黃庭堅草書的成就，在宋人中是最突出的。《宋史．黃庭堅傳》中著重提出他“善草書”他自己說：“余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旭）、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被謫四川入峽時，看到“長年湯漿，群丁拔掉”又見到石揚休家藏的《懷素自敘帖》，“縱觀不已，頓覺超異”才悟到了藏真（懷素別號）筆法的三昧。脫去了“俗氣”。張旭、懷素、高閑是以狂草聞名的。黃庭堅淪書以為：“楷法欲如快馬入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我們在其所書《李太白憶舊遊詩》《諸上座帖》中可以看到他的狂草，雖滿紙雲煙，飛花亂墜。而格律很嚴，筆筆周到，無壹筆輕率繚繞。《憶舊遊詩》中的壹個“樓”字，競參用了繪畫線條的筆法。《諸上座帖》則如輕雲緩行，淩霄萬變。而《花氣詩帖》乃作草如正書，壹變旭、素舊法，達到了極高的成就。 黃庭堅的正書盈尺大字《明瓚詩後題卷》，更明顯地啟示了後人掌握羊毫筆，發揮兔毫勁健作用的門法。小楷《李公麟五馬圖題字》，點畫結字，可展至尋丈不失。真達到了“小字如大字”的高度藝術造就。 黃庭堅書的特點，在“筆陣”中，猶如嚴陣行軍，步步為營，萬弩張弦，相機齊發。步步為營言其點畫之周到圓滿，無壹筆涉於輕佻。在作戰中保證無失；張弦待發，言其取勢之險，奇兵出襲，百戰百利，以大自然界現象來比，其在靜的方面，如崗巒起伏，奇峰爭險。動的方面，如雲岫環山，變化無際。黃庭堅在書法藝術創作上的構思，取得了動靜兩方面矛盾的統壹。 若以黃書比之蘇米，以唐詩為喻，蘇猶李白，才氣出於天然，“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不求細琢而自工，黃如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米則錦囊集句，到處雕蟲，猶李賀鬼才，因此不便初學。學三家書，當以蘇黃為體，米芾為用。詩宗杜甫，繼讀百家。可免仰攀不及，誤入歧徑。 凡事都應壹分為二，大醇小醨，不可避免。要從整體和主流上著眼。蘇黃之間，蘇屬前輩。黃對蘇的文章道德，包括書法，都極欽佩。當時有人對蘇書提出缺點：“東坡作戈多病筆，又腕著而筆臥。”黃氏以為“管中窺豹，不識大體。”黃氏書亦吸收蘇法。但在南宋汪應辰所刻《成都西樓蘇帖》中，可以看到蘇書《贈秦少章序》大似黃體。說明他們之間，是相互學習，各取所長，彼此影響的。黃氏之書，至晚年，在壹意創新過程中，過分求變，也帶來了些習氣。他把顏真卿正書中某些特別縮短的筆畫放長，是他善變的壹面。但有時放得逾制了。最顯而易見的，如在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五十五歲時，所寫《張大同乞書卷》的“舍”字上帽。這類習氣，有人把它形容如長蛇掛樹，舟人執篙。善學黃書者，也要酌量求變，不宜照畫葫蘆，瑕瑜兼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