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元稹分別在他們的書信、詩文中，闡述了新樂府運動的理論，其要點是：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為創作基本宗旨，主張詩文要反映時代與社會現實；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與“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白居易《與元九書》)為創作目的，強調詩文要服務於政治；以“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寄唐生》)、“但傷民病痛”(白居易《傷唐衢》)為詩歌的內容，指出詩文要表現人民的生活。同時，他們闡發了詩歌的特性，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白居易《與元九書》)，要求詩歌內容(“情”與“義”)和形式(“言”與“聲”)統壹，用“質而徑”、“真而切”的言辭，“順而肆”的體式反映民間疾苦和社會弊端，使詩歌具有巨大感染力，讓人易於接受。他們的樂府詩作如《賣炭翁》(白居易)、《田家詞》(元稹)、《野老歌》(張籍)、《水夫謠》(王建)等，比較廣闊地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揭示了當時社會面臨的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貧富懸殊、戰禍頻仍等尖銳問題，針砭現實，指斥時弊，以比較深刻的現實意義和鮮明的思想傾向，平易通俗和直切明暢的藝術特色，實踐了他們的現實主義的理論主張，並展示了運動的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