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的“詩”，指《詩三百》，即後來的《詩經》；怨，孔安國的註釋是“怨刺上政”，即“怨刺”統治階級的政策。但是，“怨”不僅限於“上政”，“只要是對現實的社會生活等表示壹種帶有否定性的情感都屬於怨”，怨即因不滿現實而發泄怨情，表現出詩人內心的不平。這裏孔子說的“怨”，主要是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主要指下層人民對統治者的不滿、怨恨。西周後期，政治湖南，社會動蕩，矛盾日益尖銳，廣大的奴隸深受奴隸貴族的壓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積累了無限的苦難與怨恨，通過詩來發泄內心對上層貴族的不滿，諷刺奴隸主把持“上政”卻“不仁”的社會，因而收錄各國民歌的《國風》中怨詩最多。這與孔子“仁”的思想相壹致。孔子主張施仁於民，反對暴政，“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統治者仁愛百姓，也就不會有怨恨了；但是統治者對百姓“不仁”，引發下層人的怨恨，人們就可以用詩來“怨刺上政”了。那麽，“詩可以怨”是如何由詩歌功用轉變為詩歌創作理論呢？壹方面，《詩經》有大量的怨詩，“據統計，《詩經》的憂怨之作多達164篇，約占總篇數的54%。《國風》《小雅》是《詩經》思想、藝術的精華，怨詩所占比例更高。《國風》160首詩中有104首是怨詩，《小雅》74首詩中有怨詩54篇，《大雅》31首中有6首詩怨詩，只有《頌》沒有怨詩。”
依據“怨”的內容，主要認為兩類：
壹是對國家政治的怨，如苛政惡吏之怨、黍離之怨、官場之怨等，如《詩經·式微》是備受勞役之苦的普通人唱出的怨歌，表達服役者對壓迫者的憤恨；《黍離》是詩人感慨國家衰敗、百姓流離的憂怨之作；《正月》則是批判社會黑暗，抒發政治哀怨。這些怨詩反映的是社會政治黑暗、山河破裂對人民的影響，人民在黑暗政治下過的水深火熱，在國破家亡中活的顛沛流離。社會的不平造成了個人生命的不幸，他們因怨言詩，抒發自己的怨恨之情。
二是個人情感的怨，如仕途不順之怨、遊子思親之怨、棄婦思婦之怨、現實苦難之怨等。《詩經·新臺》是春秋時期衛國人諷刺衛宣公劫奪兒媳的醜惡行為，表達了齊女嫁非其人的悲哀和怨怒；《將仲子》表達對阻撓自由戀愛惡勢力的不滿怨情；《采薇》中的士兵在外征戰多年，“靡室靡家”、“不遑合居”，反映詩人對殘酷戰爭的怨恨。同時，詩人個人的經歷與所處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他更反映了當時普通社會心理的、有著深刻思想內涵的悲世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