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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求陶淵明賞菊的詩句,最好是贊美菊花的。

陶淵明《和郭主簿》: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陶淵明的《和郭主簿》第二首全詩是: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遊氛,天高肅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矚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整首詩重點是因作者目睹肅殺秋景中的奇峰、芳菊與青松,感發興起對堅貞不移的德操的贊頌。

自從宋玉在《九辯》中發出“悲哉!秋之為氣也”的慨嘆後,“悲秋”便成為詩歌創作的壹個傳統主題,不得誌的文人作詩言秋必悲,很少有人能落在窠臼外。陶淵明此詩卻另辟蹊徑,肅殺的秋氣在詩人心中引起的感覺不是哀傷,而是振奮。妳看:露凝為霜,使得天地間沒有壹絲飄浮的水氣,天空因此顯得更高遠,景色因此變得更清晰。這秋氣不僅蕩滌了大自然中的陰霾,而且使詩人的精神為之壹振,心境豁然開朗。他註意到了秋色的動人之處:草木雕落,山形變瘦,然而頂峰更高聳挺拔,令詩人“高山仰止”,嘆為奇絕;在黯然失色的林中,詩人遠遠望見耀人眼目的色斑,便欣喜地猜到那是蓬勃怒放的菊花;而在突兀的山巖上,詩人又看到了排列整齊的青松傲然挺立。這些景物從整幅秋色的背景中浮現突出,固然得力於空氣的清澄,使詩人的目力倍加,視物更為清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詩人的情感決定了他的審美選擇。

作此詩時,陶淵明尚未結束仕宦生活。為了實現早年的濟世理想與解決現實的生計問題,他幾次出外謀事。但官場的汙濁與詐偽風氣,又與他向往自然、真淳的天性相違拗,使他深感身心受拘束,有如“落塵網”、“在樊籠”(《歸園田居》其壹),於是他又幾次棄官回鄉。有了這壹番出仕經歷,返樸歸真的田園生活對陶淵明自然更增加了吸引力,但看第壹首詩中對於閑居之樂的愉快描述即可知。何況,在復歸自然中,又包含著詩人對於堅持節操、絕不同流合汙這壹美好品德的追求。正因如此,他才對卓爾不群的陵嶺、松菊表現出特殊的興趣,並見景生情,借物詠誌,在贊賞具有“貞秀姿”、“卓為霜下傑”的松菊之中,寄托了自己對特立獨行的仰慕之情。而“銜觴念幽人”,所懷之人未必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千載以來具有象松菊與陵岑那樣孤高自傲、情節自厲品格的高士。陶淵明渴望遵行這些高士的處世準則,毅然脫離濁世。而此誌未獲實現,他心情郁悶,自悔只是虛度了大好時光。最後兩句詩恰好表現了仕宦往復時期陶淵明的思想矛盾。

邱嘉穗對此詩曾作過比較準確的評說:“遠瞻陵岑之奇絕,近懷松菊之貞秀,皆與陶公觸目會心,實借以自寓其不臣於宋之高節,所謂賦而此也。”(《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當然,邱嘉穗將陶淵明的高節狹隘地理解為“不臣於宋”是錯誤的,因為從“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所寫的情況看,此詩當作於義熙元年(405)陶淵明歸田前,其時距劉裕代晉(420)尚遠。值得註意的是,邱嘉穗認為,陶淵明此詩對自然景物的描寫采取了壹種“賦而比”的表現手法。所謂“賦而比”,就是說,陶淵明詩中所表現的自然景物可以是現實中實際存在的,但它們卻又同時象征著、代表著詩人某種高尚的品德。這壹概括對於分析陶詩很有啟發性。

陶淵明詩中經常寫到的具有現實與象征這雙重意義的景物就是松與菊。以《飲酒》二十首中句為例。其四:“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其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其八:“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而《歸去來兮辭》寫到歸來所見,則有“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之景;歸來所為,則有“撫孤松而盤桓”之舉。可見,陶淵明對松、菊確有偏愛,且於家中東園栽種了松、菊。陶淵明對松菊的特殊愛好,以致植於園中、終日相對的原因,就是《和郭主薄》其二中所說的“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即在松菊的形象上,寄寓了詩人自己超卓的德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