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兒有誌即英雄。
三不朽德最崇，我校訓"能"與"功"。
盈盈卅二子，融融坐春風。
但願淡如水，不願如醴濃。
這首內涵豐富的《班歌》是文老師送給學生的最好禮物。古人講"三十而立"，故有"三十年前好用功"之句，"三不朽"是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能得到尊崇的。蜀光中學的校訓是"能"與"功"二字，要求學生在校時壹定要有誌向，要學到真本事，將來到社會上才能建功立業。"盈盈卅二子"以下是說全班32個學生，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妳們今後壹定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能像小人那樣以利相交，如甜酒般濃稠。《班歌》蘊含著為人處世的深刻哲理，壹直為王思治所銘記不忘，而文老師循循善誘的師德也給王思治留下了永恒的風範。上高中後，文理分班，已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的王思治非常幹脆地選擇了文科。
中學國文老師和《班歌》
王思治1929年8月22日生於四川自貢。這是中外聞名的鹽都，王思治的家就因為鹽業而跨入殷實之家的行列。那是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代，能夠上學堂讀書並能持續下來已非易事，但王思治卻幸運地完成了高小、中學的學業。1942年，他考入在全川有名的蜀光中學。位於自貢城的這所學校與南開中學齊名，校長就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受鹽商經濟支持，該校能夠在全省招聘優秀教師，因而壹直能夠保持很高的教學水準，王思治正是在這裏遇到了壹位深刻地影響他人生道路的國文老師。
這位從川東受聘到蜀光中學執教的文玉笙老師有很深的國學根底。剛開始，王思治和他的同學們對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尚渾然不知，當然也談不上興趣，是這位誨人不倦的先生引導他們步入傳統文化的殿堂。王思治至今仍能清晰地記起初中課堂上常見的壹幕：文老師身著長衫，背著手，踱著方步為學生朗讀和講解古文名篇，他的朗讀高吟低唱，十分投入，很有韻味，他的講解旁征博引，通俗易懂，蘊含豐富的感情。開始同學們都笑他迂腐，但在潛移默化中，傳統文化所展示的新奇天地就猶如巨大磁石壹般深深地吸引著王思治的心。在文老師的影響下，王思治從初二就開始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文章。1944年到1945年，僻處大後方的自貢也經常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王思治等被迫轉移到鄉下躲避，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那令他魂牽夢繞的國文課堂中。
學爭鳴中壹個年輕的聲音
1949年夏，王思治高中畢業後考入華西大學哲史系，大學第壹學期尚未結束，成都解放。時代的轉換在使青年王思治備感振奮的同時也極大地影響著他的治史之路，從此他得以在新的時代氛圍中走上壹條迥異於先輩學者的學術道路。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重新認識和詮釋中國歷史，成為時代對新老史學工作者提出的***同要求。因了這樣的機緣，依靠勤勉、多思和青年人善於吸收新事物的特點，王思治的史學研究才華得到了初步的展現。
在華西大學，本已對歷史學有濃厚興趣的王思治如魚得水，在廣泛涉獵中國歷史典籍的求學道路上進壹步領略到傳統文化的魅力。他潛心學習，沈浸於對歷史知識的"貪婪"攝取中，鮮有閑暇和娛樂的時間。這時，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嘗試著用唯物史觀觀察、思考和認識歷史發展的進程。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王思治轉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史學名家徐中舒、繆鉞、蒙文通、蒙思明等在精心講授的同時，還讓學生每個月到家中探討學術問題，師生關系融洽而密切，系統的學習和名師的指點使王思治很快打下比較深厚的國學根底。1953年，大學畢業的王思治考入人民大學歷史教研室讀研究生，繆鉞先生致信王思治，對這位得意弟子的進壹步深造提出"厚植基礎"的希望。
1998年8月，王思治夫婦和學生們在壹起
在人民大學讀書期間，許多同行都發現，王思治的史學論文思路開闊，具有濃厚的思辨色彩和理論魅力，常常是壹氣呵成，有高屋建瓴之勢，具環環相扣、層層遞進之效，而這都得益於他剛入人大時的理論訓練。王思治回憶說，進入人大的第壹年學校給他們發的理論著作就有兩尺多厚，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文選》、《毛澤東選集》、《資本論》等，還有各式各樣的輔導材料，開的課程也是傳統的四大理論課，即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中***黨史，學生們被要求完全研讀原著，那真是壹項吃力又費神的事情。通常的安排是，上午專家講授，下午研讀，晚上輔導，最後的考試又頗為嚴格，是在幾百道口試題中抽簽回答。事隔多年，王思治還感嘆道："那壹年真是讀了不少書。"
五六十年代，是傳統史學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轉型期，在"重新改寫"歷史的潮流中，史學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熱鬧場面，關於中國歷史發展的諸多重要問題都在學者之間展開熱烈的爭鳴。
最引人註目的是被形象地稱為"五朵金花"的五個問題的爭鳴，即古代史分期問題、歷代土地制度問題、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其中又以古代史分期問題的爭鳴歷時最久、影響最大，吸引了許多專家學者。這裏主要有三種意見，即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魏晉封建說，王思治是魏晉封建說的重要代表之壹。
1954年，剛剛創刊的《歷史研究》發表了翦伯贊先生的《關於兩漢的官私奴婢問題》壹文，旨在論證漢代是封建社會，以支持其西周封建說。針對這篇文章，王思治在《歷史研究》1955年第1期上發表《關於兩漢社會性質問題的探討》壹文，長達兩萬多字，顯示了青年王思治敢於向權威挑戰的勇氣，其時他還是不滿26歲的在校研究生。這是《歷史研究》創刊後第壹次發表年輕人的文章。文章發表前，尹達副主編特意把王思治叫到編輯部，說："文章寫得不錯，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歷史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妳是知道的，在這上面發表文章很不容易，特別是發表妳們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妳千萬不要驕傲，不要翹尾巴，不要自我陶醉、自我滿足。"不久，王思治又相繼發表了《再論漢代是奴隸社會》、《三論漢代是奴隸社會》、《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崩潰問題》等壹系列論文，對社會性質劃分標準、兩漢生產力水平、生產關系狀況、奴隸勞動的社會影響、中國奴隸社會解體的基本途徑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論文資料豐富，考證精當，論述周詳，引起了史學界的高度重視，也使"魏晉封建說"成為關於古代史分期諸觀點中壹種比較成熟的理論。以參與古代史分期問題的爭鳴為契機，王思治得以愉快地遨遊在史學的王國裏。
科學是不分地位、不講輩分的，在史學爭鳴中出現年輕的聲音正是歷史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
那個時期，王思治經常有幸參加中國史學會在北京飯店或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辦的學術活動，從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等前輩名家那裏獲益良多。隨著學術視野的開拓和研究領域的擴大，業已承擔繁重教學任務的王思治還參與了"農民戰爭"、"歷史人物評價"和"清官"等問題的討論和爭鳴。王思治與吳晗先生關於"清官"問題的兩次辯論發生在1964年的六七月份。
吳晗以海瑞為例，認為封建社會存在著清官，他們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是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王思治則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在封建社會的統治集團中，有壹種人能起到緩沖和調節的作用，他們的確為百姓所擁戴，亦會得到皇帝的表彰，他們就是所謂的清官、好官。他們的存在，說明封建統治集團在如何實現統治的問題上是有分歧的。清官、好官們所信仰的是封建統治思想中仁政的思想，並以此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從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看，歸根結底他們和他們的思想都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範圍，都是服務於封建國家長治久安要求的。吳晗對後學者的意見非常重視，雙方又進行了第二個回合的辯論。豈料辯論的雙方後來都受到了政治運動的沖擊，吳晗因撰寫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引發"文革"中的壹大冤案，他的悲劇結局盡人皆知；王思治的"清官論"也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圍攻。當時有的觀點認為，封建社會中的清官比貪官更壞，因為他們麻痹了農民的反抗意識，不利於階級鬥爭的進行和社會的發展。這自然是荒唐年代形成的荒唐邏輯，而王思治只能以沈默應對。
1978年8月，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勢下，《光明日報》專門請王思治三論清官政治，他結合現實問題暢所欲言。他強調：對歷史人物或事跡的評價要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和社會進步為標準，有針對性地批判了"四人幫"所奉行的法西斯文化專制。
潛心於清史
"文革"初期，大學校園首先受到沖擊，正常的教學、科研秩序陷於停頓。同許多知識分子壹樣，處於盛年的王思治被迫中斷了教學和科研工作，他時常被壹些單位借用，做臨時性的文字工作。更為嚴重的是，1969年11月，全體人大教師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縣"五七"幹校，王思治和愛人及3個孩子也全部到余江安家落戶。王思治作為主要勞力，從事的是打石頭、蓋房子、做農活壹類的重體力勞動。盡管他費盡心思地將自己的藏書全部帶到"幹校"，但鮮有時間讀書自娛和從事研究。看到許多名教授無謂地消磨時光，想到自己壹輩子都要在余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和改造，王思治深深感到這樣的思想禁錮豈止是人才的極大浪費，更是中華民族的壹場災難！在費解、憂愁以及多少有些無可奈何的心境中，王思治在余江度過了兩年多的時光。1972年2月，因為著名歷史學家尚鉞修改《中國歷史綱要》的需要，他被抽調回京，而人大其他教師是在半年之後才全部回來的。
人大教師回京後所面對的是學校解散的厄運。王思治和歷史教研室的同行們集體轉到北京師範大學。1972到1978年，王思治在隸屬於北師大、由郭影秋和尚鉞先後擔任組長的清史研究小組工作，1978年初人大復校時又回到人大。清史研究小組不久發展成為清史研究所，王思治具體從事清前期歷史的研究，他的學術研究發生了重要的轉向，同眾多學者壹樣，他的研究風格從過去註重宏觀歷史問題的闡述發展到偏向具體歷史課題的探索了。
發生這樣的轉向是很自然的。清前期不到200年的歷史是壹塊亟待開發的處女地，長期以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史料浩繁而研究成果寥寥，研究者在這裏大有用武之地。談到清史資料的豐富程度，王思治常講："內閣大庫的清朝檔案，每份上面點壹個點，就要900多萬下，更甭說提煉內容提要了。"而各種類型的官修史書、私家著述、文人筆記、外文資料等等，更可謂汗牛充棟，以至於說清任意壹個具體的歷史問題都要以占有大量的史料為基礎，研究對象的規定性決定了掌握和辨析大量史料的重要性。研究者不僅要長於從宏觀角度探尋歷史演變的規律，而且要精於具體史實的考證，也就是說，必須兼具宏觀把握和探幽發微的雙重眼光。
挾秦漢史研究的雄厚基礎，王思治在清史這壹廣闊的研究領域縱橫馳騁，步入其學術生涯的全面收獲階段。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他在清前期歷史地位、清代皇位繼承制度之嬗變、明清之際社會矛盾、明清之際歷史人物評價、明清文字獄、宗族制度、清代封建官僚政治、清少數民族政策及國家統壹問題、清代中俄關系、承德避暑山莊、兩淮鹽商的興衰以及清代重要歷史人物皇太極、康熙、雍正、範文程等諸多問題上都發表了精辟的見解。他參與主編的《清代人物傳稿》歷時十余年，是壹項兼具學術性和資料性，為編纂大型清史而準備的基礎性工程。
過去，由於人們過分強調清朝政權的民族壓迫性質，對其許多帶有積極意義的政策和措施視而不見，這就難免得出壹些失之偏頗的結論。王思治主張學者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公正、客觀地評價有清壹代的歷史。他指出，清朝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於以往的朝代，這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已經東來，試圖尋求殖民地和市場，而封建社會壹直存在的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問題，在邊疆地區也因外國侵略勢力的插手改變了以往的性質（當然不能認為這些地區發生的每壹事件都與此有關）。如果殖民勢力的侵略陰謀得逞，後果之嚴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當中外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從最初相遇時起，中國就面臨著進壹步鞏固和發展多民族國家、抵禦外國殖民主義的歷史任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世界歷史的範圍來觀察明清之際的歷史。盡管當時早期資本殖民勢力還沒有力量占領中國，中國被瓜分的危險也不是現實的存在，然而，殖民勢力既然已經到來，就壹定會接踵而至。在18世紀、19世紀，正是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十分猖獗的時期。歷史業已證明，已經腐敗的明朝是難於肩負起抵禦正在到來的外國殖民主義的使命的，而明清之際的內戰又給他們以可乘之機。因此，清軍入關、清王朝的統壹、重建統壹的封建中央集權，結束分裂惡戰局面，從當時的歷史大局看，是應予肯定的。而清朝在加強國家統壹問題上所作出的歷史貢獻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擬的。然而，也要指出，在"康雍乾"時期，與西方世界相比，中國落後的差距加大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清王朝加強封建專制主義及其壹系列政策的惡果，其影響也是深遠的。
中國史學向來有察古知今、經世致用的傳統，史學的功能可以從歷史和現實的緊密聯系中找到答案。談到清史研究的價值，王思治坦言：作為最後壹個封建王朝，清朝離現在比較近。要科學認識國情，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遇到的許多問題都要回溯到清代，研究清史不僅是很有價值的學術課題，也是富有現實意義的，對我們認識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諸多重要問題大有啟迪。比如，我們今天基本上繼承了清代的版圖，與周邊國家談邊界走向問題，所依據的就是清代形成的各種邊界條約等資料；清代實行的閉關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非常典型地說明壹個民族要想發展，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絕不能走閉關自守的道路，這就從歷史教訓的角度論證了對外開放的必要性；再如，清朝有過"康雍乾"盛世，也由於由盛轉衰遭到列強的欺淩，承受了半個多世紀的國恥，這顯然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素材。如此等等，都說明了清史研究是壹項應予加強的文化事業。
心血凝成的治學之道
孜孜治學半個世紀的王思治對於治學之道有著深刻而獨到的理解。他認為，史學就是治史者通過自己的研究所形成的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治史第壹原則是尊重史實，切忌作無根之遊談，於史無據或史實失真的觀點猶如插地不深的桿子，看起來巍巍然高聳入雲，其實壹碰就倒，只能嘩眾取寵。而認識歷史，則需要站在壹定的理論高度，透過歷史的表象，把握其時代特征，這是歷史認識能否富有哲理性、能否高屋建瓴的重要標誌；歷史的發展是壹個充滿矛盾的極其復雜的過程，不同歷史時代的發展和演進各有其深層原因，它往往是多種社會力量彼此制約、相互作用的結果，因而常常伴隨著陣痛或付出巨大代價，有時還要出現局部的、暫時的倒退，呈現出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態勢；歷史和現實是密切聯系的，由歷史形成的民族傳統是使壹個民族具有獨特性和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對治史者而言，科學地認識歷史及其發展軌跡和規律性，自然會從歷史的啟示中傾註對國家、民族的關心。換句話說，治史者對歷史的認識，在尊重客觀歷史的前提下，將從現實生活中決定自己的價值取向，從而最大限度地、準確地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
王思治不僅是治學精深的學者，而且是誨人不倦的嚴師，多年來，他壹直堅持在教學第壹線，先後培養了十余名博士研究生。他對學問的認真，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是每壹個了解他的人都能體會到的，這使他有時甚至顯得迂闊，他只是按自己對於做學問的真誠理解去說話、去辦事，絕無任何遮掩和造作，真正屬於壹個本色的學者。1997年夏天，他不慎扭傷了腰部，當時恰好要為壹青年學者的論文進行評閱，他就半躺著仔細地閱讀，家人和學生都勸他註意休息。但他認為馬虎不得，終於逐字看完，並提出了6000多字的詳細修改意見。事後，他又多次問自己的學生，自己的批評是否過於嚴厲，那位同誌能否受得了，對後學者嚴格而又關愛的態度溢於言表。對自己帶的研究生，他更是不講虛禮，嚴格要求。壹般來說，在答辯會和主題報告會這樣重大的場合，導師都不會對自己的學生提出難題，而他在這樣的場合所提的問題往往比其他老師還要尖銳和深刻，常常令學生下不了臺。他常對學生講："丟臉要丟在家裏，我現在不給妳們指出，妳們出去以後會真的被人笑話。"
積半個世紀治學的經驗，王思治強調，研究歷史，第壹要學會"潛心"，第二要做到"陳言務去"。 與上述要求相對應，治史者應註意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大忌，其壹是空腹高心，缺乏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精神，有似"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劍花凈，暮嫌劍光冷。"其二是頻繁換題。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或稍受挫折，便畏難而退，或壹個題目開始不久，因受外力影響而心猿意馬，另覓他題，或是被資料牽著鼻子走，讀到有興味的材料，本已與自己研究的課題關系不大，卻恣意馳騁，離題遠去，這就很難在學術上取得優秀成果。
寫到這裏，筆者忽然想起壹位哲人的話："把興趣轉化為職業的人是最幸運的。"果如是，王思治這壹輩子當是充實、愉快和令人羨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