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9日 深圳商報
11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的壹個讀書社團和兩個民間詩歌組織，在人大校園內舉行了紀念顧城逝世十四周年詩歌朗誦會。這壹天，沈陽、烏魯木齊、武漢、杭州、西安、南寧、無錫也舉辦了同樣的紀念活動。同人大的詩歌朗誦會壹樣，各地的紀念活動主辦方也全部為當地的文學社、詩社或書店，作為中國現代詩歌史上壹個特別的人物，顧城以這樣的方式證明著他在民間以及詩人、詩歌愛好者中的影響。
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蘭北部的壹個小島上，“朦朧派”代表詩人顧城殺妻後自縊於壹棵大樹之下，留下了《壹代人》、《遠和近》、《生命幻想曲》等著名詩作，以及壹本自傳體小說《英兒》。顧城自殺以及《英兒》的出版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關於顧城是“天才詩人”還是“殺人犯”的爭議，至今仍然有走向兩個極端的跡象。14年來，如何來定義和評價顧城，依然沒有塵埃落定，他依然像壹個滴血的感嘆號，懸掛在日漸衰落、暮色沈沈的詩歌天空中。
即便在詩人中間，對於顧城也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在17日人大的紀念朗誦會上，詩人張後自行制作了“紀念詩人謝燁”的條幅，堅持要求主持人將此條幅與顧城海報懸掛於壹起，這起突發事件引起不少在場學生的鼓掌歡迎。條幅終未掛上，張後寫在黑板上的“紀念詩人謝燁”字樣，也被壹個穿白衣裙的女孩輕輕擦去。壹切如以往壹樣，這個“任性的孩子”仍然為人們所任性地寵愛著，而被遺忘了詩人身份的謝燁，她的死難日沒能成為她的紀念日，她的死，仍然只是現代詩歌史上壹個可以隨意被抹掉的句子。
其實，對於顧城和謝燁的紀念，可以分看成是對於“詩歌”和“人”的紀念。顧城作為詩歌符號，是大於謝燁作為“人”的符號的，這在詩歌尚處於黃金時代末期的上世紀90年代如此，在惡搞體泛濫、人人皆可詩的網絡時代也是如此。紀念顧城，是因為他那個純凈、天真、和諧、純美的夢幻世界，是很多人的詩歌理想，也是人們對詩歌傳統審美的認同和懷念。民間自發地組織紀念活動，對促進詩歌向詩本質之美回歸是有幫助的。在詩歌圈子日趨浮躁，詩人急功近利、炒作盛行的時候，重提顧城的意義在於尋找詩歌的文本而不是塑造和美化壹個偶像。
在探討詩歌和人的關系中，主流的觀點壹直認為，首先要做好壹個人，其次才是好的詩歌。追求好詩的前提是不能喪失人格和尊嚴。從這個觀點看，顧城和謝燁都是需要紀念的，他們都是詩人，他們在同壹天離開這個世界，他們用自己的悲劇來警醒詩人，如何區分世俗生活的真實和詩歌世界的虛幻。那麽，我們為何不在為顧城獻上壹圈花環的時候，也為謝燁點燃壹盞燭光呢？
社會的漠視，文學的被邊緣化，使得詩人成為最容易陷入精神困境的壹個群體。前不久，湖北籍詩人余地在家中自殺，再次證實詩人內心世界的脆弱。什麽實現自我與社會的價值，維護精神王國的純潔，喚醒人們對詩歌的關註……這些只是自私自利的借口。在眼下，社會賦予詩人的責任已經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但不得不需要壹再提醒的是，為自己負責，也是壹件神聖的任務。
再沒有任何時候能比現在更讓人發現詩歌的壹無所用，詩歌成為垃圾的惟壹好處是：詩人們的臉皮厚了，神經堅強了，每天忙著拉幫結派和出名，雖然少寫了不少好詩歌，卻也降低了那些毫無價值的死亡幾率。什麽時候詩人之死不再被美化和崇拜，詩歌寫作或許才會回到它應走的道路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