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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時期在動亂中成長的壹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又有務實的精神、通脫的態度和應變的能力。他們不再拘於儒學，表現出鮮明的個性。他們的創作反映了動亂的時代。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濃郁的悲劇色彩，這些特點構成了“建安風骨”這壹時代風格。建安時期的文人打破了兩漢以來四百多年辭賦獨盛的壹統局面。第壹次興起文人詩的創作高潮，使詩歌創作成為文學創作的主流。在詩歌形式的發展上，延續《古詩十九首》的五言詩形式，普遍運用五言形式寫詩，“居文詞之要”，成為這壹時期文人詩歌的主導形式。七言詩也在這時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為以後的詩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劉楨、陳琳等所謂“建安七子”組成的鄴下文人集團，創造了“建安文學”的輝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氣”這種***同的時代風格。其中曹操的詩歌，沈雄悲涼，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表露了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統壹天下的雄心壯誌，如《蒿裏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都是較為成功的篇章。且就其藝術形式而言，他的四言詩也為板滯僵化的四言體註入了活力。曹丕的詩歌便娟婉約，代表作是《燕歌行》，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建安之傑”。他是第壹位大力寫作五言詩，其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質被文”，《白馬篇》、《贈白馬王彪》分別是他前期和後期詩歌的代表作。曹氏父子的創作，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樂府詩乃至徒詩的轉變。王粲、劉楨等“七子”競逞才藻，各造新詩，都有鮮明的文學個性。
建安之後的正始時期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掌握了大權，殘暴地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因此此時的詩歌特點表現的是個人的憂憤，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阮籍詩歌的特點是“頗多感慨之詞”，代表作是《詠懷》組詩，其用比興的手法，隱晦曲折地抒發感慨、批判現實，形成了與建安文學不同的風貌。嵇康的詩歌特點是“多抒感憤”，他繼承了從《詩經》到曹操的四言詩創作經驗，用四言詩表現其高蹈獨立，語言率直，能體現“清峻”的風格。他們對抗司馬氏的殘暴統治，崇尚自然，反對名教，作品揭露了禮教的虛偽，表現了政治重壓下的苦悶與抗議。但就其詩歌精神而言，他們還是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進壹步的推進了四言詩、五言詩的發展。
兩晉詩壇上承建安、正始，下啟南朝，呈現出壹種過渡的狀態。西晉與東晉又各有特點，西晉詩壇以陸機、潘嶽為代表，講究形式，描寫繁復，辭采華麗，詩風繁縟。其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壹、語言由樸素古直趨向華麗藻飾；二、描寫由簡單趨向繁復；三、句式由散行趨向駢偶。陸、潘發展了曹植“辭采華茂”的壹面，對中國詩歌的發展是有貢獻的，對南朝山水詩的發展及聲律、對仗技巧的成熟，有促進的作用。左思的《詠史》詩，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當時獨樹壹幟。左思的《詠史》八首，開創了詠史詩借詠史以詠懷的新路，成為後世詩人效法的範例，這是他對中國詩歌史的獨特貢獻。郭璞的《遊仙詩》也是變體詩，借遊仙寫其坎壈之懷，文采富艷，繼承了《詩》、《騷》的比興寄托傳統。東晉詩壇被玄風籠罩，以王羲之、孫綽、許詢為代表的玄言詩人，作品缺少詩意，“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雖在當時被視為正宗，卻無生命力。但這是中國文學對哲理追求和尋找內心世界深度地嘗試，標誌著詩人已開始留意山水審美，並從山水中體會玄理，直接催生山水詩。東晉建立後數十年間，詩壇幾乎被玄言詩占據著。從建安、正始、太康以來詩歌藝術正常發展的脈絡中斷了，玄言成分的過度膨脹，使詩歌偏離了藝術，變成老莊思想的枯燥註疏。陶淵明的出現，才使詩歌藝術的脈絡重新接上，並且增添了許多新的充滿生機的因素。陶詩沿襲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更純熟的境地，像壹座裏程碑標誌著古樸的歌詩所能達到的高度。陶淵明又是壹位創新的先鋒。他成功地將“自然”提升為壹種美的至境；將玄言詩註疏老莊所表達的玄理，改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詩歌與日常生活相結合，並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的題材，成為魏晉古樸詩風的集大成者。不僅如此，陶淵明還開創了詩的作歌自紀，其《擬挽歌辭》便是此類作品。
南朝是中國詩史上詩風轉變的重要時期。與魏晉詩人不同，南朝詩人更加崇尚聲色，追求藝術形式的完善與華美。東晉之後的劉宋，代表詩人是謝靈運和鮑照。謝靈運所開創的山水詩，把自然界的美景引進詩中，使山水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他的創作，不僅把詩歌從“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來，而且加強了詩歌的藝術技巧和表現力，並影響了壹代詩風。與陶詩不同的是，謝詩更註重山水景物地描摹刻畫。鮑照的樂府詩，不僅得其風神氣骨，自創格調，而且還發展七言詩，創造了以七言詩為主得歌行體，他以豐富得內容充實了七言體得形式，並且變逐句押韻為隔句押韻，同時還可以自由換韻，從而為七言體詩得發展開拓了寬廣的道路。鮑照詩歌的藝術風格俊逸豪放、奇矯淩厲。其詩歌的突出內容，就是表現其建功立業的願望和抒發寒門之士倍遭壓抑的痛苦，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
齊梁陳三代是“永明體”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周颙發現漢語的四聲，沈約將四聲的知識運用到詩歌的聲律上，並與謝朓、王融***同創立了“永明體”。“永明體”是中國詩歌由古體詩向近體詩過程的壹種過渡性的詩歌形式。其主要特征是講究聲律和對偶。謝朓是“永明體”的代表詩人，謝朓最突出的貢獻，是對山水詩的發展和對新詩體的探索。在山水詩方面，他繼承了謝靈運山水詩細致、清新的特點，但又不同於謝靈運那種對山水景物作客觀描摹的手法，而是通過山水景物的描寫來抒發情感意趣，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從而避免了大謝詩的晦澀、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時還擺脫了玄言的成分，形成壹種清新流麗的風格。其《入朝曲》、《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等都是傳唱千古的名詩。東晉至劉宋之際，是由門閥政治下能回復皇權政治過渡的重要時期。文人集團聚集於宮廷中，導致取材和風格的趨同性。到了梁陳兩代，浮靡輕艷的宮體詩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艷麗的詞句表現宮廷生活，多有詠物的題材，女性也像宮廷的其他器物壹樣成為吟詠的對象。
此時南朝的民歌也值得註意，主要有吳歌和西曲。與漢樂府民歌表現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的是，南朝民歌的內容以表現男女愛情為主，很少涉及到其他內容。抒情長詩《西洲曲》代表著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