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矛盾之論——袁枚詩歌理論之壹失

袁枚(1716—1797)，清代中葉比較有影響的詩人和文學理論家。他主張詩歌要抒寫性情，聲言“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隨園詩話》卷三)。又說“作詩不可無我”(同上卷七)，講究以真性情、真個性為詩歌的根本，認為只要真摯，便是言情愛的作品，也並不違背道德。以此為基礎，袁枚想要調和詩歌理論中的表現主義與實用主義。然而，正是在這壹點上，袁枚的闡釋出現了自相矛盾的紕漏。

在給當時另壹位有影響的詩人沈德潛的壹封信中，袁枚說：

“傅鶉觚(傅玄)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

這是講傅玄作情詩並不影響他君子的品格，而沈約的情詩出語誠懇，卻絕不能改變他是小人的事實，不可以根據詩歌中表現的情來評判詩人的人品。這種觀點顯然與袁枚詩是詩人個人情性的表現的論斷相矛盾。

在《隨園詩話》的另壹段文字中，這壹矛盾表現得更加突出：

王荊公……雲：詩者，寺言也。寺為九卿所居，非禮法之言不入，故曰：“思無邪”。近有某太史恪守其說，動雲詩可以觀人品。余戲誦壹聯雲：“哀箏兩行雁，約指壹勾銀。”當是何人之作?太史意薄之，曰：“不過冬郎(韓偓)、溫 (庭筠)、李(商隱)耳。”余笑曰：“此宋四朝元老文潞公(文彥博)詩也。”太史大駭。余再誦李文正公昉《贈妓》詩曰：“便牽魂夢從今日，再睹嬋娟是幾時?”壹往情深，言由衷發，而文正公為開國名臣，夫亦何傷於人品乎?《孝經·含神霧》雲：“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其立意比荊公差勝。

這段論述中包含了兩個相反的觀點：第壹，詩人之語不足以鑒定詩人品操，文彥博可以為例;第二，從詩人之語能夠看出詩人誠摯的性情，李昉可以為例。而最後引用“詩者，持也”提出詩歌可以抑制人的性情，則更與袁枚對詩歌看法的大前提相對立。三個互相排斥的看法同時出現在壹個論述中，反應出袁枚理論上的混亂。這種混亂直接破壞了其理論的完滿性和統壹性，削弱了袁枚詩論中心論點的說服力，使得它對當時由沈德潛大力鼓吹的“詩必關乎人倫”的格調說的沖擊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