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斯特有很長的詩歌創作生命，從本世紀初壹直延續到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60年代，而且，擁有歷久不衰的廣大讀者群，因而是美國跨越現、當代兩個時期的重要大詩人。弗洛斯特以現實主義者自居，但是他說，“現實主義者有兩種：壹種，把帶有大量泥垢的馬鈴薯出示人前，以表明那是真實時馬鈴薯；而另壹種，喜愛刷洗幹凈的馬鈴薯。”他說，“我傾向於做那第二壹種。在我看來，藝術的功用在於凈化生活。”他相信詩歌的積極社會效果。所以，他雖以田園詩人著稱，卻和傳統意義上遁世的田園詩人不同，也和他同時代某些逃避現實、沈溺於尋求自我的現代派詩人不同，他是人世的。他相信個人不能脫離社會，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的種種弊端持批評態度，不過他對那壹類惱人的社會問題的反應，往往是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如果偶爾有點“爭吵”味道也只是，如他自己所說，“情人間的爭吵”。他相信人類性靈中具有某種足以自救和對抗混亂的支撐物，那就是愛。在創作方法方面，他給自己擬定了壹個稱謂，叫作“舉隅派”。所謂舉隅，也就是以局部表現整體，以個別反映壹般，以小見大，以近寓遠。在1946年他的壹個詩集的自序中寫道：“詩簡直是由比喻構成的”，“每壹首詩實質上都是壹個新的比喻，否則就不成其為詩”；又說，“壹首寫得合格的詩不能不是壹個或大或小的象征”。這篇序言的標題就叫《永恒的象征》，但是他拒絕“象征派”的概念。在另壹個場合，他表示，他寧願稱自己為“寓憊派”，他推崇含而不露。他主張，“詩，始於樂趣，終於智慧”，也就是說，詩，應該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
在形式上，有繼承、有發展，對於傳統來說，是個推陳出新的大手筆。他不贊成自由詩，認為“自由詩是打網球而不用球網”，盡管他後來也偶爾打打這樣的網球。例如早期的《火與冰》已經很象是自由詩，然而他始終重視“句子的音響”，他的詩行節奏，常用“松散的抑揚格”，有些韻式，經過精心的設計，例如《雪夜林邊暫駐》。他的語言，不尚誇張，不事雕琢，力求從“今日聽到的”民間活的口語，方言汲取淳樸、清新，富幹生命力的營養。他在語言上的主張會使人想起華滋華斯，他認為，“普通人的口語，經常湧現出富有詩意的詞匯，日常的談話聲調是詩歌聲調的源泉。”《牧場》可認為是最好的例證。弗洛斯特不僅善於抒情，也善於敘事。他的敘事詩多采取獨白或對話的形式，直接使用經過提煉的口語、方言，有節奏、無韻，富於戲劇性，常常象是壹出出的獨幕劇。《雇工之死》是弗洛斯特敘事詩的傑出代表作，曾被當作獨幕劇搬上舞臺演出而獲得很大成功。這首詩描繪了三個人物，被刻畫得最充分的是那個沒有出場的、勞碌壹生、已經精疲力竭以至終於死去的雇工。他貧窮而自尊，寧願出賣勞動力以維持殘生，也不卑躬屈節去乞求身為銀行董事的闊兄弟的憐憫，勞動時全力以赴，對別人十分關心，誠實，然而愚昧。老了，象被擠幹了的檸檬，走投無路，無家可歸，甚至可能死無葬所。由於心靈高尚而優美動人的，是那位女主人瑪麗，溫柔、善良、對同類滿懷柔情，代表了弗洛斯特所標榜的愛。而沃淪，作為雇主，盡管按我們的劃分階級標準看，只是個雇傭少量季節工而並不富裕的上中農，卻仍然具有壹個雇主的精神特征。當他想到那位雇工時首先想到的是對自己有用無用。象《愛與問題》壹樣，弗洛斯特常用社會最小的細胞——家庭象征全社會，在《雇工之死》這首近200行的敘事詩裏，他寫的是美國農業地區壹件細小的生活插曲，卻反映了整個國家的壹些重大問題，貧困勞動者的窘境，金錢支配下的人際關系，等等。弗洛斯特的詩，無論是抒情詩或是敘事詩，都仿佛是壹幅幅素凈的水墨畫：質樸無華，淡而有味。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time is money!
我思，故我在！
不要埋頭拉車，要擡頭看路。
雄心架起通天路，勇氣敲開智慧門，雄心/勇氣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