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立國之初至安史之亂前, 國勢強大, 經濟富裕, 朝廷百官宴遊, 多唱詩互和, 以為談佐之樂。而國家的統壹, 南北交通無阻, 文人有機會飽覽祖國的大好山河, 激發詩情。詩歌的酬唱流傳, 蔚成壹時的風氣。至於安史之亂後, 藩鎮之禍繼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極, 以致詩人大多飽歷離亂, 為其提供豐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學創作的靈感, 郁結之情, 正可用詩歌來抒發, 也促成唐詩的興安。
(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
唐代幾個有權力的皇帝, 不僅都愛好音樂, 並大加提倡。高宗、武後, 好樂章, 常自制新詞, 編為樂府。到了玄宗, 此風更盛。他自己是詩人、樂師兼優伶, 愛好文藝, 附庸風雅, 對於文藝的發展, 有壹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詩取士, 於是詩歌壹門, 成為文人得官幹祿的捷徑, 對加強詩歌技巧的訓練和詩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
(3)詩體的進化/ 文學本身的發展
從先秦的《詩經》、《楚辭》、兩漢的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兩晉的詩歌創作, 以至南北朝聲律說的提出和應用, 都為唐代詩歌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七言古詩及律體、絕句的新詩體, 在六朝時代, 才開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規模。到了唐代, 社會生活日益復雜, 詩人的思想感情豐富, 在詩歌創作上, 新的內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詩人正好運用新興的形式來表情達意, 使這些新體詩在形式、聲律、辭藻各方面都趨於成熟。
(4)思想、文化的活躍/ 其他藝術對詩歌發展的影響
唐詩在發展時顯然受到其他藝術的影響。唐代的音樂、雕塑、舞蹈、繪畫等, 在中國傳統的基礎上, 又吸收了外來的影響, 對詩歌的內容和風格有積極的影響和啟發作用。如王維的山水詩, 號稱「詩中有畫」, 顯然受到山水畫的影響。至於李頎、岑參、杜甫等人描寫音樂、舞蹈、繪畫的詩歌, 可以看出當時作家勇於接受新鮮事物的時代精神。
(5)詩歌應用價值的提高
詩歌在唐代社會的應用價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達官名流謁求進用、送人出使也用詩。自帝王、貴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當與詩歌應用價值的提高有關。
補充
參考資料：
詩歌進入唐代，文質彬彬，蔚為大觀。三百年間，詩家輩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這些輝耀千古的巨星之外，還有“初唐四傑”、陳子昂、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劉長卿、韋應物、李商隱、杜牧、溫庭筠等等數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說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間，名篇浩瀚，據不完全統計，有五萬五千多首。詩歌反映生活面之廣闊，內容之豐富，情感之飽滿，技巧之純熟，音律之嚴整和諧，達到前所未有，後人也難以攀越的高度。詩在唐代，是壹個鼎盛的時代！壹個黃金的時代！
然而，關於唐詩興盛的原因，卻沒有壹致的見解，雖爭論不斷，然難歸於統壹，其觀點主要有下列數種。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原因：
壹、 詩人地位的轉移。認為唐詩的內容之所以豐富，涉及到各個方面，壹方面是因為詩人的地位有了變化。唐以前的詩壇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貴族手中，而唐代詩人大多出自民間，他們都有豐富的生活經歷並對現實社會有深切的體驗。譬如高適、岑參、王昌齡、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從窮困或是從流浪中奮鬥出來的。“唐代用科舉考試，打破了過去幾百年的門閥制度，使得中下層知識分子，通過考試，可以登上政治舞臺。這不僅在政治上反映出進步性，同時在文學上也反映出進步性，這是壹個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時代。從此被壓迫的中下層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於是文學的創作，就沖破了六朝貴族文學的束縛，深刻廣泛地反映了人們的生活與感情，豐富和提高了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從君主貴族掌握的詩壇，轉移到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手裏，實在是使唐詩發達起來光輝起來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統治階級的提倡。劉大傑先生舉太宗、高宗、武後、中宗及玄宗為例，說明唐統治者無不愛好文藝音樂，提倡風雅，尤其是在科舉中，把詩歌的創作作為壹項考試的內容，使詩歌壹門成為“文人得官幹祿的終南捷徑”和“青年的必修科目”。這種大力的提倡，使詩歌的興盛發達與普及成為“必然的現象”。
三、 詩體進化的規律所致。六朝開始形成七言古詩和律、絕新體詩，在形式、音律和詞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唐代詩人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大顯身手，“來完成詩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從而造成光輝燦爛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風的融合與民族的創造力量也是唐詩繁榮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在南北朝時，兩個政權雖然相互對立，但文化與血液交流的激蕩，壹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統壹，南北文風，得到進壹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風格，表現出民族強大的創造力量。
北京大學中文系專業1955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從多方面分析了唐詩興盛的原因，然最為強調的是唐代的經濟繁榮與階級鬥爭。書中說：
如前所述，國家的富強昌盛，社會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樂，不僅使詩人們能夠“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豐富了生活經歷，擴大了眼界，而且培養了詩人樂觀的精神以及為祖國建立功業的理想，激發了對祖國山河的熱愛。而階級社會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以及詩人個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間接地使詩人接觸現實，正視現實，從而孕育了他們對現實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現實的精神。
這種分析問題的“視角”顯然帶著時代的政治特點，但不無道理。北京大學1955級的《中國文學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約略同於劉大傑先生的。
吉林大學中文系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稿》更加重視從社會政治經濟基礎上尋找原因，他們認為的原因主要有：壹、統治者吸取歷史教訓，對農民采取壹些讓步政策，階級矛盾有所緩和，使生產力得以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相對繁榮，文化藝術亦隨之欣欣向榮；二、唐王朝不斷鞏固邊防，並擴張疆土，促進了中外貿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業城市的興起和市民階層的形成；四、由於實行科舉制度，中小地主階層的知識分子成為統治的基本依靠力量。這四個方面都對唐代文學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壹個原因是之前學術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書中說：
就整個唐代來說，是封建社會中的繁榮上升時期，統治者對自己的統治力量還具有壹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較松弛，不像以後的宋、元、明、清的統治者那樣在文禁上壹代比壹代更加嚴密而殘酷。
該書認為，這壹個原因對於文學的發展相當的重要。
遊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與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處有兩點：壹是說唐代詩人對文學遺產采取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態度，他們既不拜倒在古人腳下，又能虛心地向古人學習。二是詩歌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這固然是唐詩繁榮的結果，但反過來又促進了詩歌創作的發展。
馬茂元在《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討了唐詩繁榮的原因，他主要講了三點：壹是唐代詩人繼承和發揚了過去詩歌的優秀傳統，二是對民間文學高度重視，從民間文學中吸取營養，三是“詩不言法”，“他們沒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所束縛，被嵌在壹個模子裏，而是每個詩人，都能以自己獨有的面貌與我們相見。”馬氏因為沒能從社會基礎——政治經濟的視角去分析，還遭到了時人的批評。
1979年之後，文學批評的禁區被打破，唐詩繁榮原因的討論又活躍了起來。《文學評論》於該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對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認為將詩歌的繁榮與經濟的繁榮直接聯系起來是壹種“庸俗化傾向”，亦與唐詩發展的實際情況不符。例如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經濟高漲就並沒有帶來詩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階級視為唐代詩壇的主要階級基礎和唐詩繁榮的決定力量，認為那種說法誇大了世、庶鬥爭的意義，誇大了庶族地主的進步性。實際上，“庶族地主”是個極其復雜的概念，是否是壹個統壹的階層以及能不能形成壹種獨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懷疑。同壹期的《文學評論》上，還發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詩賦取士與唐詩繁榮的關系》壹文，該文對於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視為“促成唐詩繁榮的壹個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科舉制度只是壹種考試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籠統地說唐代以詩賦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詩的繁榮，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初唐這壹百年間，不用說還沒有以詩賦取士，連律詩的最後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問那時候，更不用說像後來那樣用五言排律來考試進士了。然而初唐時期還沒有以詩賦取士而詩歌已相當繁榮，這說明唐詩繁榮還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後，許多專家仍堅持經濟繁榮與唐詩興盛有直接的關系。王水照《再談唐詩繁榮的原因》（《文學評論叢刊》第7輯）壹文，分析了其關系的具體內容：① 經濟的繁榮為詩人創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良好的創作環境。② 經濟繁榮造成的國力強大，直接影響到唐詩的創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奮發有為的理想”、“表現於不同題材、體裁中的開闊境界和昂揚的氣象”。③ 經濟繁榮所造成之交通、旅遊和商業的發達，促進了詩歌內容的豐富和題材範圍的擴大。④ 經濟繁榮為詩歌的發表和流傳提供了物質手段（“發表和流傳”指驛寄、投贈、“溫卷”、題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強調了多種思想並存的局面對唐詩繁榮的積極影響。該書說：顯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認的正統思想，儒家經典是士人必讀的書籍，在進士科和明經科的科舉考試中，也都要考經書。而且，自唐立國以後，壹些文人要求重興儒學的呼聲時起時伏，從未停止。這些都證明，儒學的地位在唐代較之魏晉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學卻並沒有獲得統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無論在統治集團還是在整個社會中，受重視的程度都不低於它。這種思想多元化的狀況，使得思想界較為自由活躍，文學創作也很少禁區。
仁智之見，都不無道理。但是獨取哪壹家之說都顯得不夠全面，可否將上述各點全部列上，都算作興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見《中國文學史疑案錄?詩賦詞曲編》）
初唐詩研究概述（許總）
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乃至整個中國學術史上，唐詩研究無疑算得上其中之壹大宗，而初唐詩作為唐詩整體進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詩藝術高峰出現的前奏，自亦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近二十多年來，隨著唐詩研究的深入發展，初唐詩研究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文獻資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礎，唐詩學界向來有重視文獻的傳統，在初唐詩研究中，首先值得註意的也正是文獻資料建設取得了可觀的成績，為理論研究的進壹步深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二十年來，初唐時期重要詩人的詩集，幾乎都有整理校註本出版。王績詩文集在其去世後由呂才輯為五卷，中唐時被陸淳刪節為二卷本，元明以後通行的便只有刪節本。韓理洲發現了五卷本王績文集的三種清代傳抄本，便以東武李氏研錄山房抄本為底本，參校他本而成《王無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收王績詩文壹百五十余篇，比刪節本多收詩文九十余篇，同時還輯入有關王績的文獻資料，成為現存王績文集最完備版本。另外，王績詩文集還有王國安的《王績詩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聲、夏連保的《王績集編年校註》（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初唐四傑”詩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點的《盧照鄰集?楊炯集》（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以張燮編《幽憂子集》和童佩編《盈川集》為底本，並補入若幹佚詩佚文。任國緒的《盧照鄰集編年箋註》（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壹部盧集的編年箋註本，材料詳贍，考辨精細。此外，祝尚書有《盧照鄰集箋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雲逸有《盧照鄰集校註》（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
“文章四友”詩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審言詩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嶠詩註?蘇味道詩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這兩種書都屬“唐詩小集叢書”。同屬這壹叢書的初唐詩人集還有陳文華的《劉希夷詩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啟興、張虹的《賀知章包融張旭張若虛詩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其他重要詩人詩集整理本還有彭慶生的《陳子昂詩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壹為《感遇詩》，卷二、卷三按編年順序收錄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後註，並指出編年理由；連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詩集校註》（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壹部沈詩全註本，註釋簡明，並附有歷代評論資料；項楚的《王梵誌詩校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收詩三百九十首，詳加校勘、註釋和解說，是迄今搜羅王梵誌詩最為完備的註本；錢學烈的《寒山詩校註》（廣東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詩校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據現存宋版為底本，收寒山詩三百壹十三首、拾得詩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詩十首，並詳加註釋。總之，文獻資料建設方面幾乎涉及到初唐時期所有的重要詩人。
在初唐詩的研究中，詩人群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註，這主要集中在對初唐時期兩個最重要的詩人群體即“初唐四傑”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
有關“初唐四傑”的論著有駱祥發著《初唐四傑研究》（東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該書分生平行蹤、德才品評、作品剖析三編，附錄有《“四傑”年譜》，是建國以來第壹部全面論述“初唐四傑”的專著。張誌烈著《初唐四傑年譜》（巴蜀書社1993年出版）則是壹部四傑合譜，該書不僅對四傑的人生經歷、思想變化以及詩文系年加以詳細鉤稽考證，同時兼及義理辭章分析，創獲甚多。楊柳、駱祥發著《駱賓王評傳》（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敘述駱賓王傳奇式的壹生經歷，後五章評述駱賓王文學創作的特色和影響，以及歷代對駱賓王的評價問題，對駱賓王研究有開拓性貢獻。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學學會還編有《駱賓王研究論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錄論文二十九篇，從各個方面探討了駱賓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學創作。有關“初唐四傑”的論文甚多，主要有：葛曉音《初唐四傑與齊梁文風》（《求索》1990年第3期），探討了四傑雖然批判齊梁浮靡文風但自己又不脫齊梁習氣這壹復雜情形及其成因；任國緒《初唐四傑非“浮躁淺露”說》（《北方論叢》1984年第2期）和駱祥發《初唐四傑與“浮躁淺露”說》（《浙江師大學報》1991年第1期）兩文，對《大唐新語》所載唐人有貶四傑“浮躁淺露”的說法加以駁難；徐尚定《四傑詩歌藝術淵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選〉與初唐詩風》（《文獻》1993年第2期）、《盧駱歌行的結構模式與藝術淵源》（《文學評論》1993年第6期）兩文，前者論述了“選體”、“選學”對四傑的重要影響，後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體的發展進程，說明四傑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許總《論四傑與唐詩體式規範》（《學術研究》1995年第3期）、《論四傑詩在唐前期詩風變革中的作用與意義》（《華中師大學報》1996年第2期）、《論四傑詩歌的昂揚基調與壯大之美》（《江淮論壇》1996年第2期）、《宗經與辨體——四傑文學思想二重特性與唐前期詩史演進》（《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等系列論文，分別從唐詩體式規範、唐代前期詩史進程、唐代前期詩風變革、四傑文學思想的性質、四傑文學創作的審美追求等方面，對四傑加以多角度的研究。
有關“文章四友”的論文主要有：聶永華《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貫珠》（《南都學刊》1994年第2期）、許總《論“文章四友”與唐前期詩歌藝術進程》（《中州學刊》1994年第6期）、鄭伯勤《論“文章四友”》（《文學遺產》1995年第4期），皆著眼於在綜合研究“四友”的基礎上，著重探討“四友”在近體詩規範定型中的作用，並且努力在整個唐代前期詩史進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學史價值和意義。另外，毛水清《杜審言四題》（《廣西師院學報》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連載），就四友中的杜審言吉州之貶的原因、杜審言的“謇傲”性格、杜審言是否宮廷詩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稱始於何時等問題進行考索；葛曉音《創作範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文學遺產》1995年第6期），認為李嶠的大型詠物詩集《李嶠百詠》是唐初以來對偶聲律風氣中的產物，實際上是以詩體撰寫的作詩入門類書籍，成為當時初學律詩寫作者的範本。
除此之外，初唐時期的其他重要詩人王績、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若虛，通俗詩人王梵誌、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宮廷詩人李百藥等，都有專論發表。比較重要的有：張錫厚《應當全面評價王績的題酒詠隱詩》（《唐代文學論叢》第7輯）、張明非《論王績的田園詩》（《文學遺產》1990年第1期）、許總《王績詩歌的時代類型特征新議》（《齊魯學刊》1994年第3期），分別對王績的題酒詠隱詩、田園詩加以重新評價，論述王績詩歌超脫於唐初時代而與其後時代特征暗合，頗能啟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論》（《唐都學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詩藝術成就高於“四傑”而與陳子昂比肩；許總《“沈宋體”形式與內涵新論》（《江西師大學報》2002年第3期），認為“沈宋體”並不全工近體，而是在古體方面也有重要的貢獻。韓理洲《陳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關陳子昂的第壹部學術專著，創獲甚多，韓理洲還有《陳子昂評傳》（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屬陳子昂研究中的填補空白之作。吳明賢《陳子昂論考》（巴蜀書社1995年出版），考論結合，論述全面。另外，分別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香港中國和世界出版公司於1989年、1993年出版的兩次陳子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陳子昂研究的成果。單篇發表的有關陳子昂的論文很多，在此不壹壹贅述。關於張若虛的重要論文有程千帆的《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與被誤解》（《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許總的《劉希夷與張若虛——唐詩意境新指向》（《江漢論壇》1994年第12期）等。關於王梵誌、寒山，有張錫厚《王梵誌研究匯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項楚《王梵誌詩論》（《文史》第31輯）、張家鵬《再說寒山詩》（《沈陽師院學報》1986年第1期）等。有關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宮廷詩研究，主要有余美雲《論唐太宗》（《唐代文學論叢》第3輯）、王玉梅《宮體詩與唐太宗》（《浙江師大學報》1993年第1期）、許總《時代精神與藝術傳統的不穩定構合——對李世民詩的客觀解析與價值評估》（《江蘇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宮廷詩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1期）、《唐初傑出的宮廷詩人——李百藥》（《古典文學知識》1995年第1期）等。
試題庫
填空：
1． 被聞壹多先生贊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的詩是。
2． 宋代詩人蘇軾評價的藝術成就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名詞解釋：
王孟
背誦：
1． 王維《終南山》。
2． 孟浩然《秋登萬山寄張五》
問答題：
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對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暫的思考。請妳參照其他詩作，談談古代詩人的自然觀，以及妳對這種自然觀的看法。
2． 陶淵明和王維都是田園山水詩歌創作方面的大家，兩人也都有隱居不仕的生活經歷。請以《渭川田家》與陶淵明《歸園田居》壹詩進行對比，比較壹下兩人詩歌意境的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