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階段性、區域性及整體構成
40年代新詩的國家主題就其具體的文化語境來看，可以從階段性和區域性兩個主要方面談起。
首先，就階段性而言，以1945年日本投降為界，40年代詩歌可以被明顯分成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的詩歌因同處戰爭的環境，必然受到戰爭的影響、制約，涉及國家主題的內容，但由於各階段戰爭性質、對象的不同，其“國家主題”在具體呈現的過程中會有明顯的差異。抗日戰爭時期詩歌的國家主題，由於“民族”、“國家”等超越階級矛盾的客觀存在，各政治、文化區域詩歌主題書寫的個性往往可以統攝於“***同的話語場”之中。隨著抗戰勝利，進入解放戰爭階段，新詩的國家主題更加明確、具體，其風格、特征也更加受制於不同區域的政治文化。
其次，就區域性而言，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詩由於政治的特殊性，可分為國統區、解放區（以延安為中心、由中國***產黨領導的輻射各地的區域）、淪陷區及上海“孤島”（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是壹個與淪陷區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概念）四個區域。四個區域的詩歌由於政治、文化語境和社會制度等原因，在呈現創作風格、“國家主題”時不盡相同。
二、沈郁的寫實及諷刺的表達
自“九壹八”爆發以來新詩在發展道路上的演變軌跡正得到歷史的呈現：30至40年代的詩歌不僅在思想、精神、情緒等方面上存有抗戰前後的差異，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抗戰之後的詩歌也正經歷著階段性的變化。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之後，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國內社會政治形勢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戰爭初期昂揚激奮的社會心理逐漸冷卻下來，人們開始正視戰爭的殘酷性和取得勝利的艱巨性，以及戰爭時代現實生活的腐敗現象。詩歌也由興奮、呼喊轉為沈郁、寫實和內斂，其國家主題的表達也逐漸沈實、凝重，充滿了憂患意識。
以“七月詩派”在40年代的詩歌創作為例，沈郁、寫實無疑是其重要的詩歌美學風格之壹。
三、“現實”與“現代”的融合
對以往詩歌經驗的總結、反思，對新傳統的尋求、探索、實踐，貫穿於《新詩現代化》、《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技術諸平面的透視》、《詩與民主》、《論現代詩中的政治感傷性》、《詩與主題》、《“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從分析比較尋修正、求和諧》等理論文章的探索之中，同時，也貫穿於上述群體的創作之中。客觀地看，“中國新詩派”（或更集中地成為“九葉詩派”）的創作及理論實踐對於中國新詩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重要的意義。
四、“旗”的意象及其所指
與30年代土地、太陽是詩歌表達國家主題的典型意象相比，40年代詩歌的典型意象是“旗”。由於40年代具有獨特的戰爭背景，所以，“旗”的典型性是不言而喻的，作為壹種標識和象征，“旗”無論有著怎樣的質地、形態，都蘊含著安德森所言的“同時性的經驗”[15]，並使原本素不相識的戰士從四面八方湧來，團結其下，勇往直前。以七月派詩人孫鈿的《旗底歌》為例：
讓狂風吹！/讓子彈射過！/讓露水浸濕！/讓暴雨打！/讓太陽曬！/舊了/破了/我們仍是疼愛的/這大幅/自由解放底抗日的旗兒//革命的旗/樹在外面堅定的意誌上了……
旗/永遠在我們前面/飄揚/我們隨著旗/前進/自後，旗是我們的眼睛……
五、從延安走向新中國
與上述幾方面相比，40年代解放區詩歌的“國家主題”由於區域政治文化的原因，往往具有自身的個性特征。從白原在《中國，我呼喚妳》中的直抒胸臆，艾青抵達延安後所作的《獻給鄉村的詩》、《中國人民的歌》展示的“土地意象”和“國家的想象”，到晉察冀詩人陳輝的《為祖國而歌》以清新的格調，火壹般的戰鬥激情、深愛祖國的赤子之情，展示抒情主人公內心的世界，區別胡風1937年的同題詩，解放區詩歌的“國家主題”往往在詩質上更顯具體、清晰。上述情況的出現，就環境而言，是與以延安為核心的解放區民主風氣、日常生活和軍民團結的凝聚力密不可分的。當然，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可知：“延安詩歌”在呈現“國家主題”時同樣具有變化的趨勢。這種變化除了源於解放區本身也經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階段、擁有不同階段的主題之外，解放區詩人來自全國各地、需要完成解放區生活環境及自身創作觀念、身份的轉變也是不可忽視的內容，而像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使詩人、作家以及知識分子的轉變成為壹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