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這個名字長久地散發著沈靜、睿智而瀟灑的書卷氣和文人氣，仿佛永遠年輕，永遠俊逸，永遠超然物外。他是為詩而塑就的，而且是為東方和西方***同塑就的，念壹念他的詩，聽壹聽那充盈、茁實而輕靈的音響，多麽美妙、動聽。讀他的詩，讀他的文章，仿佛感到是來自古代的才子，沐浴過歐洲文化之雨，又來到了現代中國，用天賦的手撥響了白話詩的語言與格律的琴弦，發出似曾相識又非同凡響的音韻。誰派遣他來接受苦難而偉大時代的考驗，讓他經歷民族危亡的血與火的洗禮，讓他來諦聽民族之聲和詩歌之音，要言不繁地品析現代詩歌的短長與出路？誰又賦予他西方和東方的雙重古典文化涵養，像先知般清醒地審視與評判詩的當下形態？我想，有時候，天神來到人間，在天堂和人世的對撞與融合之中，會露出平凡的笑容和卓越的破綻———他是古典的現代，又是東方的西方；他窺透了古今中外詩歌的奧秘，並鑄造出充分合理的詩的果實，而留給中國和世界的，難道只是那首簡練而雋永的《斷章》？ “妳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妳／明月裝飾了妳的窗子／妳裝飾了別人的夢”，多少詩評家圍著這四行詩孜孜不倦地加以詮釋，雄辯滔滔或者細語潺潺，都留存在中國現代詩歌研究的資料庫裏，至今依舊意猶未盡。我壹讀這四行詩，就會想起豐子愷的漫畫—— —只有豐子愷的漫畫，簡潔而雋永，明白而深邃，刻畫出壹種心態之美———才能形象地道出《斷章》的真諦。《斷章》也許是卞之琳靈感瞬息迸發的印記，又是精微而冷雋的詩風的壹次不經意的顯現。這不是李商隱的“深情綿邈”、“包蘊密致”的再現，也不是姜白石“清空高遠”審美理想的重復。他在胡適、劉大白等人作詩如說話的主旨指導下，以白話演繹詞曲的嘗試之後，實現了現代漢語的古典內質，也實現了西方詩歌技巧的東方潛移。《斷章》之所以是絕唱，正因為它最突出地體現了卞之琳詩風的特質。遠看，壹泓清水；近看，無底深潭，這同早期白話詩的膚淺不可同日而語了。它，像是唐宋小令的現代再現，濃郁地散發著東方的、現代的氣息；又使人想起西方詩歌中是否有類似的巧思，抑或是詩人對西方詩歌的壹種感悟的閃現和融入？《斷章》是卞之琳詩作特質的最亮麗、最集中的體現，它本身是壹種近乎唯美的情景交融的吟詠，壹種純凈心境的凸現和吐露，也是卞之琳才華的象征。《尺八》、《圓寶盒》、《魚化石》等名作，都是《斷章》的某種推衍和演繹，但卻不如《斷章》這樣清徹、洗煉、明凈，不如《斷章》這樣具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魅力，不如《斷章》這樣顯示雋永的、無止境的審美內涵，在中國現代詩歌的星空上，《斷章》是嬌小而燦爛的壹顆星！也許壹個詩的時代，只會留給詩的歷史這四行不朽的詩———回瞻詩史的時候，這四行詩永遠這樣清新、奇麗而樸實。我甚至有這樣的設想：卞之琳為新詩和中國文化所做的壹切，都不是鴻篇巨制，而是精致而睿智的斷章。 卞之琳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詩作，是從詩的天壇來到戰火和泥土中的壹次嚴峻的考驗，也許，中西方文化的對接要比純詩和政治詩、抗戰詩的結合容易壹些，樸素的詞語需要更加樸素，朦朧的詩境需要轉化成為透明的詩境，“用字淺白明朗，雖然也有巧妙的比喻和機智的筆觸，但遠遠不及前期那麽涵義豐富幽隱”（張曼儀《卞之琳論》）。這壹時期留下的是另壹種風格和內涵的斷章———卞之琳的純詩還不可能那樣倉促而迅速地轉化成為戰鬥的詩，抗爭的詩，民間的詩，那麽多的詩的技巧與意境還不可能在民族危亡之際的苦難的大地上構建屋宇，中國，那時候還不理解，也不需要純美的詩，卞之琳的名字無法同柯仲平、田間、臧克家、艾青並列在壹起，卻在“九葉”詩人中奏響獨特的強音。 卞之琳譯的莎士比亞劇作和研究論文，對布萊希特戲劇、巴爾紮克和托爾斯泰小說的研究論文，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也同樣是壹束斷章，但是茁實、深刻、清晰，沒有絲毫嘩眾取寵、自我標榜的喧囂。 中國需要卞之琳這樣真正學貫中西，認真研究和思考的高層次的學者詩人，需要萌發出新時代的詩的斷章而不是庸凡的體系和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