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是郭沫若誕辰124周年的日子。從最初的五四時代充滿反抗、叛逆的作品，成就時代之標桿，到建國後，在全國文學藝術會、中國文聯擔任要職，再到逝世後，各界對他在“文革”前後表現的爭論，直至今天，人們對郭沫若的評價仍尚存爭議。如果不談其人，只看作品的話，就會發現學界對他傳世的作品也有許多爭議，壹些學者肯定他的反抗與劃時代意義，另外壹些學者提出猛烈的批評。
對郭沫若作品的褒揚
1921年，郭沫若的第壹本詩集《女神》出版，褒貶不壹。在褒揚的壹方中，最多的是對其自由詩體裁、白話詩風格的肯定。例如，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寫道：“詩的本職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詩人的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他（郭沫若）最厭惡形式，而以自然流露為上乘。”聞壹多也曾生動形容：“忽地壹個人用海濤底音調，雷霆底聲響替他們全盤唱出來了。這個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
1921年版《女神》。
在《女神》首版後第二天，創造社作家鄭伯奇便對其思想內核進行分析。他認為《女神》是個性解放的產物，郭沫若通過大量直接的情感表達和宣泄，向讀者展現出自己心中的理想、矛盾、掙紮，也展示出渴望通過毀滅獲得新生的涅槃精神。隨後，學者們圍繞郭沫若詩中的表達技巧、思想內涵、社會心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討。這些褒獎最後都指向其浪漫主義精神和對自由的不懈追尋。
學術研究要有新拓展，需要有新解讀，新時期以來，郭沫若作品研究者試圖從文化品格、文化傳統上去理解他的作品。早期郭沫若研究者黃侯興認為郭沫若的詩歌創作具有鮮明的“青春型”文化品格，“作為壹個詩人、學者，郭沫若的壹生，便是在精神、氣質、性格、情緒上始終屬於‘青年’的印記。”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孫玉石也曾撰文《郭沫若浪漫主義新詩本體觀探論》，提出“郭沫若浪漫主義新詩本體論”。他認為詩人的情緒、生命的情緒就是郭沫若浪漫主義新詩本體的核心，情緒是郭沫若“詩歌生命的源泉”。
除了詩作，郭沫若的話劇，特別是歷史劇也常常受到贊揚。他壹生總***創作過11部歷史劇，全都是托古喻今的風格。《屈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在劇本完成後不久，散文作家孫伏園就撰文贊揚該劇實在是壹篇“新正氣歌”，認為劇本表現的“是中國精神，殺身成仁的精神，犧牲了生命以換取精神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劉遽然則評價《屈原》的根本價值是“從屈原那種愛國舍身的高尚思想和堅毅不拔的卓越人格上，給予目前在為復興抗戰而奮鬥的中華兒女，壹番寶貴的教訓和楷模”。
1942年話劇《屈原》劇照，金山飾演屈原，張瑞芳飾演嬋娟。
對郭沫若作品的批評
對郭沫若作品的批評幾乎是伴隨著郭沫若本人的跌宕而成的。早期，學界亦不乏對他作品的批評，建國以後的很長壹段時間，尤其是郭沫若出任中國文聯要職的時間裏，鮮少有批評之聲，直至郭沫若逝世，陸續有重新商榷、評估的文章出現。
不可否認，郭沫若並非壹位篇篇精品的作者，在他平生的大量作品裏，也有不少“粗劣“之作。另外，誠如俗語“壹千個讀者眼中有壹千個哈姆雷特”，對郭沫若的作品，換壹個角度讀，也能讀出不少問題。在前文中提到聞壹多曾贊許過《女神》，隨後也提出對該作的批評，“詩中夾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女神》底作者既這樣富於西方的激動底精神，他對於東方的恬靜底美當然不大能領略……”
除此之外，目前對郭沫若作品的批評大多集中在他建國之後的作品。有學者指出，建國以後，他的作品是典型的政治化文學作品，例如他在後期常常提及“東風”這壹意象。這與毛澤東提出的“東風壓倒西風”的基調是壹致的。從1962年5月對《憶秦娥·婁山關》中“西風”做政治化寓意的解讀之後，郭沫若便沒有停下對此的附和。政治第壹、政治正確幾乎成為後期郭沫若創作的核心觀念。
同時，他後期的詩作裏還充滿著口號和標語，從早先追求自由解放，突然帶頭推崇偶像崇拜，甚至失去理性判斷地對各項政策加以歌頌，今天看來實在是巨大的諷刺。例如，1974年，郭沫若寫作《春雷》壹詩：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
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汙濁繪新圖。
除了詩歌，學者對郭沫若歷史劇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對傳統史實、傳說相去甚遠的改變和再創造。例如，早期的《王昭君》，他為了表達情感和彰顯主旨的需要，進行明顯地篡改杜撰。對此，當時的劇作家顧仲彜、作家向培良等人都提出過尖銳的批評。再加上其早期的歷史劇作品中，確實存在著思想過於直接明顯、藝術表現過於簡單化的問題，更令學者聚焦了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