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詩中有不少理趣詩。所謂理趣詩，就是詩人在寫景、詠物、記事之中，有意識地闡發某種生活哲理，表達對人生的思索。如《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新泥”，以蘊涵哲理的比喻表達了對人世變遷的惆悵之情；而《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借寫景而談處世哲理，成為理趣詩的名篇。蘇詩中的“理”，不是玄思和吊詭，而是生活中隨感而發的感想，在習以為常中給人以新的啟迪。另外，蘇詩理趣詩中還有談佛論禪之作，如《琴詩》，借詠琴而闡發禪理，別有韻味。談空說有乃至“借禪以為詼”之作也不少。然真正富於理趣的還是詩中采集的那些生活中迸發的星火。
蘇軾的詩有時能結合生活中所接觸的情景，表現他對事物的新穎見解，而不失詩的趣味。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被調到湖州做地方官，他照例給朝廷寫封感謝信《湖州謝上表》，表中蘇軾流露了對當政朝臣的輕蔑，其中有壹段譏諷新法之辭：“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與保守黨對立的新黨，便把握這個大好機會，把這些話曲解，還以蘇軾所寫的百余首詩詞作為罪證。他們指蘇軾借古諷今，謗訕朝廷，影射皇帝。指蘇軾並非直接攻擊他們，而是間接指斥重用他們的宋神宗。他們以此作為把柄，彈劾蘇軾欺君妄上。結果蘇軾被冠以“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而被捕，解往汴京下獄。後神宗拒絕了處死他的上奏，改判為貶謫到黃州，世稱“烏臺詩案”。
烏臺即禦史臺。由於這案的發起者都是禦史臺的言官，他們包括禦史中丞李定，監察禦史裏行（禦史臺的見習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稱為“烏臺詩案”。
被貶
蘇軾因政治上的不得意，壹生大部分時間是在逐臣遷客的身份中度過的，這就常使他處於壹種矛盾的心態之中。想有壹番作為而不能為，心系朝廷卻壹次次被冷落。但他無論身居廟堂之高，還是身處荒州辟壤，都關心著國家的安危，關心著朝中大事。神宗皇帝讀到他寫的“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時，感嘆說“蘇軾終究還是愛君的”。在欲仕不能、欲隱不忍的矛盾中，他有時也用佛道老莊的哲學來安慰自己。但他並不因此而消沈，無論在朝還是作地方官，都不忘記為國家、為當地百姓做好事。他雖然也鎮壓過武力反抗的“盜賊”，但更多的是救濟災民，關心生產民生。在治國方略上，無論是內政外交，他都能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外，他主張積極防禦，反對屈辱偷安和輕開邊釁。對內，他主張刷新吏治，發展生產，關註民生，反對竭澤而漁。
他在知密州時，生活很苦，他作為壹州之長，公務完畢也同老百姓壹樣挖野菜吃。但常懷壹顆憂國為民之心。主張抵抗當時夏、遼的侵襲，並做著隨時奔赴前線的準備。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獵》的詞中寫道：“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表達了自己報國的壹腔熱忱。
“烏臺詩案”後，他被貶黃州，進入了政治上壹個失意時期，但他仍牽念著國家的安危，仍時時想著為抗擊遼和西夏的侵擾立功，“臂弓彎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就是這種心情的寫照。在知登州府短短的五天裏，他還親自勘察地形，籌劃抗遼的部署。
他在徐州時，派人在徐州西南的白土鎮找到了煤，發動人們就地采煤，不僅解決了民用燃料，有效地保護了森林，還便利了冶煉，有利於制作鋒利的武器，抗擊夏、遼的侵擾。
哲宗親政後，由於政見的不同，把這位年近花甲的老師又貶到了當時屬於“邊難險郡”的抗遼重鎮――定州，他在定州僅十個月，卻做了大量的工作，壹是整飭軍紀，嚴懲貪汙盜竊，使政風肅然，軍隊提高了戰鬥力。二是增修弓箭社，搞軍民聯防，增強了邊防武備，使遼國不敢輕動南下騷擾，有效地保衛了北部邊疆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