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劉勰同時年齡稍小壹些的鐘嶸，在《詩品》中對漢代“古詩”有著更高的評價，甚至稱其中陸機所擬的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壹字千金”。與劉勰不同的是，對於傳為李陵、班婕妤的詩作，鐘嶸沒有表示懷疑，對於那些“古詩”，他雖然也承認時代“眇邈，人世難詳”，可是卻認為產生在李陵之前。正因為鐘嶸有這樣的認識，按照他的評詩原則，“壹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 就把“古詩”放在了整部書的最前面來進行評述。和鐘嶸同持肯定態度的還有梁人任昉和蕭統。任昉在《文章緣起》中說：“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蕭統雖然沒說“古詩”的作者是誰，可是《古詩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編入《文選》才得名的。同時他在《文選序》中說：“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這裏所說的“降將著河梁之篇”，正是指傳為李陵所作的《攜手上河梁》壹詩。由此可見，關於漢代文人五言詩的產生時代和作者問題，自六朝時已經有了不同的說法。
唐宋以後，關於漢代文人詩的研究日漸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選註》，根據《古詩十九首》中的壹些詩句，明確指出這些詩中有東漢之作，而決非全部出自西漢枚乘之手 。而唐代釋皎然和白居易，則對傳說中的李陵、蘇武詩仍然持肯定態度。宋人蔡厚居雖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認為十九首非壹人之詞，同樣肯定裏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應麟則取《史記正義》引虞美人詩為證，認為五言詩在漢初已經產生。但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五筆》卷14中則以“李陵詩”和“枚乘詩”中有壹“盈”字，犯漢惠帝名諱為由，認定這些詩壹定是後人偽作（按此條已被後人駁倒）。從此以後，關於漢代文人五言詩的作者時代問題的爭論越來越多。
自唐宋以後，“詩話”是中國文學評論的壹種重要形式。宋人範晞文的《對床夜語》、金人王若虛的《滹南詩話》、元人楊載的《詩法家數》、明人徐禎卿的《談藝錄》、陸時雍的《古詩鏡總論》等著作，對於漢代詩歌都有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宋人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嚴羽的《滄浪詩話》、明人胡應麟的《詩藪》，是後人研究漢詩極有價值的參考材料。
自周代社會始，中國人對樂就極為重視。對於在漢代而產生的配樂演唱的樂府詩，魏晉以降壹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歷朝的正史，從班固的《漢書》開始，就有《禮樂誌》專述漢代樂府產生的經過。以後《晉書》、《宋書》亦有記述，其中以《宋書·樂誌》最值得重視，中間有壹卷專記漢魏相和歌辭，還有壹卷中記錄了漢代的雜舞曲辭和《鼓吹鐃歌十八曲》，這為後人詳細了解漢代樂府詩的發展提供了較早較為可靠的資料。唐代以後，關於漢代樂府的發展演變情況，以杜佑的《通典·樂典》、鄭樵的《通誌·樂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樂考》三書記載較詳，是我們研究漢樂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獻。關於漢樂府詩方面的最重要著作，當推宋代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此書除搜羅的作品完備之外，另壹特點是對其中的每壹類、甚至壹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題。這部兼有研究性質的樂府詩總集，為後人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漢以來的樂府詩研究著作裏，最早的應該是傳為東漢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這部書中所記，大都是傳說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漢代創作，這是後人研究自先秦以來中國琴曲演唱歷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壹。六朝時陳人釋智匠的《古今樂錄》，則是唐以前關於漢樂府詩歌及其演唱、器樂等情況的最為詳備的記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其後，則有唐人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劉餗的《樂府題解》，也保留了許多重要材料。 除此之外，在晉人崔豹的《古今註·音樂》壹門裏有十八個條目專講樂府歌曲的本事及緣起，也是後世頗為重視的文獻材料。
清代以後，關於漢代詩歌的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重視，成果日漸增多。在壹些傳統的詩話，如王夫之的《姜齋詩話》、葉燮的《原詩》、王士禎的《帶經堂詩話》、沈德潛的《說詩晬語》、袁枚的《隨園詩話》、方東樹的《昭昧詹言》、劉熙載的《藝概》等著作中都有壹些關於漢詩的評論。壹些詩歌選本，如陳祚明的《采菽堂古詩選》、沈德潛的《古詩源》、陳沆的《詩比興箋》、張玉谷的《古詩賞析》、吳淇的《選詩定論》等書中，對漢詩都有較為詳細的評註。另外，還出現了壹些以漢詩或漢魏樂府為對象的專門研究著作，如朱筠的《古詩十九首說》、姜任修的《古詩十九首繹》、費錫璜的《漢詩總說》、李因篤的《漢詩音註》、朱乾的《樂府正義》、莊述祖的《漢短簫鐃歌曲句解》、陳本禮的《漢樂府三歌箋註》、譚儀的《漢鐃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謙的《漢鐃歌釋文箋正》等著作。這些著作，或者在漢詩的字詞音義上有專門研究，或者在漢詩的藝術方面有獨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詩體悟很深，或者在樂府詩的某些方面有較深研究。它顯示了清人在漢詩研究方面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