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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述從漢到唐樂府詩的發展過程

廣義的漢詩研究,魏晉時期就已經開始。曹氏父子的詩歌,直承漢樂府和文人五言詩精神,在創作中就有對於漢詩的學習和研究,只是沒有相關的著作傳世。因此,梁人劉勰對漢詩的評價,可以看作是漢詩研究的真正開始。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說:“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余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壹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這段話,是劉勰對漢代文人詩的評價和發展過程的壹個簡單描述。但遺憾的是,漢代文人五言詩究竟作於何時,在這時卻成了疑問,且不要說李陵、班婕妤的詩見疑於當時,就是被劉勰稱之為“五言之冠冕”的“古詩”,大多數在當時也已經不知為何人所作。這裏面有幾首詩,傳言為枚乘所作, 但劉勰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只肯定其中的《孤竹》壹篇是傅毅之作。

和劉勰同時年齡稍小壹些的鐘嶸,在《詩品》中對漢代“古詩”有著更高的評價,甚至稱其中陸機所擬的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壹字千金”。與劉勰不同的是,對於傳為李陵、班婕妤的詩作,鐘嶸沒有表示懷疑,對於那些“古詩”,他雖然也承認時代“眇邈,人世難詳”,可是卻認為產生在李陵之前。正因為鐘嶸有這樣的認識,按照他的評詩原則,“壹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 就把“古詩”放在了整部書的最前面來進行評述。和鐘嶸同持肯定態度的還有梁人任昉和蕭統。任昉在《文章緣起》中說:“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蕭統雖然沒說“古詩”的作者是誰,可是《古詩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編入《文選》才得名的。同時他在《文選序》中說:“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這裏所說的“降將著河梁之篇”,正是指傳為李陵所作的《攜手上河梁》壹詩。由此可見,關於漢代文人五言詩的產生時代和作者問題,自六朝時已經有了不同的說法。

唐宋以後,關於漢代文人詩的研究日漸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選註》,根據《古詩十九首》中的壹些詩句,明確指出這些詩中有東漢之作,而決非全部出自西漢枚乘之手 。而唐代釋皎然和白居易,則對傳說中的李陵、蘇武詩仍然持肯定態度。宋人蔡厚居雖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認為十九首非壹人之詞,同樣肯定裏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應麟則取《史記正義》引虞美人詩為證,認為五言詩在漢初已經產生。但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五筆》卷14中則以“李陵詩”和“枚乘詩”中有壹“盈”字,犯漢惠帝名諱為由,認定這些詩壹定是後人偽作(按此條已被後人駁倒)。從此以後,關於漢代文人五言詩的作者時代問題的爭論越來越多。

自唐宋以後,“詩話”是中國文學評論的壹種重要形式。宋人範晞文的《對床夜語》、金人王若虛的《滹南詩話》、元人楊載的《詩法家數》、明人徐禎卿的《談藝錄》、陸時雍的《古詩鏡總論》等著作,對於漢代詩歌都有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宋人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嚴羽的《滄浪詩話》、明人胡應麟的《詩藪》,是後人研究漢詩極有價值的參考材料。

自周代社會始,中國人對樂就極為重視。對於在漢代而產生的配樂演唱的樂府詩,魏晉以降壹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歷朝的正史,從班固的《漢書》開始,就有《禮樂誌》專述漢代樂府產生的經過。以後《晉書》、《宋書》亦有記述,其中以《宋書·樂誌》最值得重視,中間有壹卷專記漢魏相和歌辭,還有壹卷中記錄了漢代的雜舞曲辭和《鼓吹鐃歌十八曲》,這為後人詳細了解漢代樂府詩的發展提供了較早較為可靠的資料。唐代以後,關於漢代樂府的發展演變情況,以杜佑的《通典·樂典》、鄭樵的《通誌·樂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樂考》三書記載較詳,是我們研究漢樂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獻。關於漢樂府詩方面的最重要著作,當推宋代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此書除搜羅的作品完備之外,另壹特點是對其中的每壹類、甚至壹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題。這部兼有研究性質的樂府詩總集,為後人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漢以來的樂府詩研究著作裏,最早的應該是傳為東漢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這部書中所記,大都是傳說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漢代創作,這是後人研究自先秦以來中國琴曲演唱歷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壹。六朝時陳人釋智匠的《古今樂錄》,則是唐以前關於漢樂府詩歌及其演唱、器樂等情況的最為詳備的記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其後,則有唐人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劉餗的《樂府題解》,也保留了許多重要材料。 除此之外,在晉人崔豹的《古今註·音樂》壹門裏有十八個條目專講樂府歌曲的本事及緣起,也是後世頗為重視的文獻材料。

清代以後,關於漢代詩歌的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重視,成果日漸增多。在壹些傳統的詩話,如王夫之的《姜齋詩話》、葉燮的《原詩》、王士禎的《帶經堂詩話》、沈德潛的《說詩晬語》、袁枚的《隨園詩話》、方東樹的《昭昧詹言》、劉熙載的《藝概》等著作中都有壹些關於漢詩的評論。壹些詩歌選本,如陳祚明的《采菽堂古詩選》、沈德潛的《古詩源》、陳沆的《詩比興箋》、張玉谷的《古詩賞析》、吳淇的《選詩定論》等書中,對漢詩都有較為詳細的評註。另外,還出現了壹些以漢詩或漢魏樂府為對象的專門研究著作,如朱筠的《古詩十九首說》、姜任修的《古詩十九首繹》、費錫璜的《漢詩總說》、李因篤的《漢詩音註》、朱乾的《樂府正義》、莊述祖的《漢短簫鐃歌曲句解》、陳本禮的《漢樂府三歌箋註》、譚儀的《漢鐃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謙的《漢鐃歌釋文箋正》等著作。這些著作,或者在漢詩的字詞音義上有專門研究,或者在漢詩的藝術方面有獨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詩體悟很深,或者在樂府詩的某些方面有較深研究。它顯示了清人在漢詩研究方面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