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杜甫；山水詩；禪宗； 佛教思想；仁愛意識
壹直以來，對杜甫思想的研究存在頗多分歧。多數學者都沿襲清人劉熙載之論，認為少陵“壹生只在儒家界內”①。馮至提到“他（杜甫）和佛教沒有發生過因緣”②，蕭滌非也說“至於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領域中並不占什麽地位，……在他的頭腦中，佛道思想只如‘曇花壹現’似的瞬息即逝，特別是佛家的思想”③。而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壹些學者卻認為杜甫是壹個堅定的佛教信徒，其宗教信仰是老而愈篤。其實，祖輩的榮耀和中產階級的出身，曾極大地鼓舞了杜甫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熱情，使其早年抱定“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理想，汲汲求政，而晚年卻仕途失誌，流寓西南十年，其心態、思想及作品的題材風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試圖用極端的“壹刀切”的方法來判定或分割杜甫的思想，必將導致對這位偉大詩人的藝術和人性的誤讀。
壹
杜甫的家世本與佛教有極其密切的關系。眾人在關註杜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同時，往往忽略了在杜甫成長過程中還有佛教思想的陪伴。其祖父杜審言曾與數名僧人交往，並留下了與佛教有關的詩作。天寶元年（742）杜甫姑母世，杜甫作《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從中可以了解到，杜甫其實由姑母撫養成人，“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④。墓誌記載了杜甫姑母奉佛之事：
爰自十載已還，默契壹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
由此可知其姑母信佛，且全家上下奉行。《墓誌》又載其姑母臨終遺命要求“起塔而葬”⑤，望身後事全依佛教儀式而行，亦可見其篤信佛教。杜甫就生活在這樣壹個佛教信仰篤誠的家庭裏。
從大的環境來看，自大唐玄宗以來，儒、釋、道三家並重，而“在這樣壹個時代的士大夫階層，要想不受佛教的影響，那是很難辦到的”⑥。郭沫若對杜甫佛教信仰的考察，首先舉其作於開元二十四載（736）遊東都洛陽時的《遊龍門奉先寺》詩，時杜甫二十五歲，詩中便具有濃厚的佛教氣息。詩曰：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郭沫若論曰：“流露出這樣深厚的宗教情緒，怎麽能夠說和佛教沒有發生過因緣呢？……簡直是壹個和尚在做詩。”⑦
由此可見，由於社會和家族的原因，杜甫確實從早年便開始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並和佛教有過壹定的交往。但青年時期的杜甫畢竟過了壹段裘馬輕狂的生活，對自己的人生和社會都抹上另想主義的浪漫色彩，使得他不會如後期所說那樣“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考杜甫最後漂泊西南的十年，我們會發現較前期更為密集的佛教意象和佛教詩歌。其中比較重要的，如作於上元元年（760）的《贈蜀僧閭丘師兄》和《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上元二年（761）的《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迪》、《遊修覺寺》、《後遊（修覺寺）》，寶應元年（762）的《題玄武禪師屋壁》、《謁文公上方》，廣德元年（763）的《上兜率寺》、《望兜率寺》、《上牛頭寺》、《望牛頭寺》、《山寺》，大歷二年（767）的《秋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壹百韻》、《大覺高僧蘭若》、《謁真諦寺禪師》等。杜甫後期脆作品的大量出現，是有壹定的社會因素及思想根源的。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時期，正值凈眾宗和保唐宗在四川積極弘法。據《歷代法寶記》載，寶應元年（762）無相門下發生了持續三、四年之久的繼法之爭，而與杜甫有密切來往的嚴武、高適等人也曾深深地介入此事⑧。另外，與凈眾、保唐二宗弘法及法爭有關的多位官員也與杜甫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杜甫《寄李員外布十二韻》中的李布，《寄韋有夏郎中》中的韋有夏，《寄狄明府博濟》中的狄博濟，以及《寄岑嘉州》中的岑參等。而入蜀後的杜甫，經歷了數年的輾轉流離、貧病折磨，雖仍有愛國之心，但其政治價值的追求已不免走向失落。這壹時期，杜甫身體漸衰弱，最後成了“臥病愁廢腳”（《客居》）、“牙齒半落左耳聾”（《復歸》）的又病又殘的老人。在這種情況下，詩人對佛教產生心理依賴，有棲身佛門的想法，也是必然而又可以理解的了。正如恩斯特?6?1卡西爾所說，“哲學家與揉學家常常告訴我們，宗教之真正的最終根源在於人的依賴性”，“揉從道德義務向宗教自由不是靠某種選擇來成就的”⑨，而是通由主體心靈的真切體驗而促成的。
二
杜甫不以山水詩見稱，卻在兩個時期留下了大量的山水詩：壹是壯年時期，此時期山水詩數量較多，也有名篇佳作，但景物描寫缺乏個性，感情未與理趣融合；二是入蜀之後，此時不僅山水詩數量巨大，而且內容充實，風格多樣。後壹現象的出現，跟詩人經過長期流離而終於獲得暫時的安定，以及蜀中秀麗山水的撫慰啟迪有很大的關系，除此之外，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四川禪宗的影響。
杜甫入蜀定居草堂後過了壹段衣食無憂的生活，也算是其政治理想帶來的現實和精神的雙重創傷暫時得到了平息和撫慰，其間的山水詩也以閑適愉悅、平靜自然為多。《水檻遣心二首》其壹：
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頸聯兩句壹靜，頷聯兩句壹動，而動中卻有寫靜之妙，壹幅春臨水檻、安寧靜謐的江村晚景油然而現。而首聯“眺望賒”的點染，益顯居處、視野的寬敞僻遠、開闊無礙。壹種遠離塵囂之上的閑適愉悅，由大自然生命的律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中感應而出。而更為重要的是，從杜甫這類為數不少的山水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似乎遠離了早年的汲汲求政與顛沛流離，放棄了其愛之深傷其也深的政治理想，平靜的生活讓他疲憊的心理徹底放松，無欲無求（至少詩人在創作脆詩歌時的心理狀態應當如此）。杜甫山水詩體現的這種意境恰恰就是凈眾禪的心要——無憶、無念、莫妄。無相稱：“無憶是戒，無念是定，莫妄是慧。此三句是總持門”，“我達摩祖師所傳，此三句話是總持門。念不起是戒門，念不起是定門，念不起是慧門：無念即戒定慧具足。”⑩據《歷代法寶記》，無相在天寶年間即由“章仇大夫開禪法”，“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與四眾百千萬人受緣，嚴設道場，處高座說法”[11]。可見凈眾、保唐禪繼承了弘忍東山法門的特色，采取公開的開法傳禪形式。在《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中，詩人寫到：
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切歸，他杖藜來細聽。
又《謁真諦寺禪師》雲：
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蔔宅近前峰。
可見杜甫的生活中還是有“問法”、“聽經”的體驗和習慣的。[12]
杜甫的詩歌中直接體現受凈眾禪法影響的是《望牛頭寺》最後兩句：“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不住心”三字，舊註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釋其出處，而《金剛經》的這壹說法恰恰是被禪宗特意加以發揮的。“因此，杜甫在此詩中有意炫耀的這壹禪法，也很有可能是通過凈眾門下而知悉的。……杜甫使用‘不住心’的說法，明顯表示他所取的是凈眾或南宗的無念法門，而不是北宗的離念法門。”[13]
再看作於上元二年（761）的《後遊》壹詩：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度時。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色遲。客愁全為減，舍此復何之。
此首以佛寺遊覽為題材，素凈淡雅，而“思致特為深微”[14]。 清晨的原野薄霧縈繞，傍晚的余輝滯留沙岸，山水草木皆生意盎然。在這樣無私而美好的自然環境中，用“憐”與“愁”融合了詩人的情感，可謂人有意，物有情。細味這兩句詩，是很有含蘊的，它透露了詩人對世態炎涼的感慨，弦外之音是大自然是有情的、無私的，而人世間卻是無情的、偏私的。正如清人薛雪所說“‘花柳自無私’，下壹‘自’字，便覺其寄身離亂感時傷事之情，掬出紙上”[15]。詩的最後兩句點出了佛法 “減愁”的偉大力量和作者為佛法所吸引從而期望走近佛教的心路歷程和堅定決心。
禪宗常說有三種境界，第壹境是“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是說禪本體的尋而不得；第二境是“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是說悟道的似得未得；第三境是“萬古長空，壹朝風月”，是禪宗剎那萬古的最終境界的獲得。[16]杜甫的《旅夜抒懷》後兩句“飄飄何所似？天地壹沙鷗”讀來明凈透脫，玲瓏自然，不正是那“萬古長空，壹朝風月”的境界嗎？旅居蜀中的這類山水詩裏沒有蹈勵風發的奮鬥意誌，但詩人努力保持心靈的平靜和諧的精神卻正是通於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