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誌，雖孤貧卻刻苦好學。二十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二十五歲後，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後回京任四門博士。三十六歲後，任監察禦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誌。五十歲後，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後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五十七歲終。政治上較有作為。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而重氣勢。
文學主張
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把他與柳宗元、蘇軾、蘇轍、蘇洵、曾鞏、歐陽修、王安石合稱為唐宋八大家，並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
古文運動：韓愈的真正成就，在於文學領域。韓愈積極領導了唐代古文運動，並使這壹運動獲得重大的成功。所謂古文運動，就是改變漢魏六朝以來的駢體文，恢復先秦時代的散文體。韓愈把古文運動推向了壹個新的階段。
韓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辭也，本誌乎古道也。”以古文來振興儒學，恢復“聖道”。韓愈認為，“文以載道”，文和道必須有機結合起來，應該首先重視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
韓愈以“物不得其平則鳴”為根據提出了壹條理論，認為人“有不得已而後言者”。
韓愈認為，文體上應該學習古代聖賢之為文。但必須“師其意，不師其辭”。
韓愈還提出，寫文章應該“唯陳言之務去”，去年陳詞濫調，務爭有所創新。
韓愈領導唐代古文運動是成功的，從此“古文自唐以後為壹大變”，壹改淫靡的文風。蘇軾據此稱是“文起八代之衰”。韓愈的文學主張，對於後代文學理論的發展和文學實踐活動都有積極的影響。
創作理論：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壹，以道為主。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並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的文學創作
韓愈的文
韓愈的作品非常豐富，現存詩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韓愈的散文涉及方面很廣，有“扶樹教道” 宣傳儒家思想的作品，如《原道》《原姓》《原毀》；有寓意深刻的雜說，如《龍說》《馬說》；有刺社會之弊的議論和表狀，如《諱辯》《論佛骨表》；有談“求師之道”的，如《師說》；有感情激蕩真摯動人的祭文墓誌銘，如《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誌銘》等。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