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六義”
《詩經》“六義”指的是 風、雅、頌、這三個說的是內容，賦、比、興，，這三個說的是手法，這就是》“六義”。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稱作“十五國風”***160篇。
《雅》分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宮廷樂歌，***105篇。
《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40篇。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它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古人所謂《秦風》、《魏風》、《鄭風》，就如現在我們說陜西調、山西調、河南調。
國風·周南 國風·召南 國風·邶風 國風·鄘風 國風·衛風 國風·王風 國風·鄭風
國風·魏風 國風·唐風 國風·齊風 國風·秦風 國風·陳風 國風·檜風 國風·曹風 國風·豳風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壹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厘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 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攜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雕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壹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壹首詩或壹章詩的開頭。有時壹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壹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雲雲，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壹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壹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麽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麽明白確定。又如《桃夭》壹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壹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壹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壹種特殊味道
元曲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寶庫中的壹朵奇葩，它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上都體現了獨有的特色，和唐詩宋詞鼎足並舉，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三座重要的裏程碑。
元曲原本來自所謂的“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
隨著元滅宋入主中原，它先後在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廣袤地區流傳開來。
元曲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壹曲牌的句式、字數、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雖有定格，又並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押韻上允許平仄通押，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所以讀者可發現，同壹首“曲牌”的兩首有時字數不壹樣，就是這個緣故(同壹曲牌中，字數最少的壹首為標準定格)。
元曲將傳統詩詞、民歌和方言俗語揉為壹體，形成了詼諧、灑脫、率真的藝術風格，對詞體的創新和發展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繼唐詩、宋詞之後蔚為壹文學之盛的元曲有著它獨特的魅力：壹方面，元曲繼承了詩詞的清麗婉轉；壹方面，元代社會使讀書人位於“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專權，社會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極為奪目的戰鬥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緒；鋒芒直指社會弊端，直斥“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不曉事倒有人誇俏”的社會，直指“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的世風。元曲中描寫愛情的作品也比歷代詩詞來得潑辣，大膽。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藝術魅力。
元曲有雜劇、散曲之分。散曲又有套數、小令、帶過曲之別。
我國古代音樂把調節器式叫保重宮調。曲的宮調出於隋唐燕樂，以琵琶四弦定為宮、商、角、羽四聲，每弦上構成七調，宮聲的七調叫“宮”，其他的都稱調，***得二十八宮調。但在元曲中常用的，只有仙呂宮、南呂宮、黃鐘宮、正宮、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商調、商角調、雙調、越調十二種。每壹種宮調均有其音律風格，故對於調子的選擇，往往有壹定的習慣。如王驥德在《曲律》中說：“用宮調須稱事之悲歡苦樂，如遊賞則用仙呂、雙調等類；哀怨則有商調、越調等類。以調合情，容易感人。”
每壹宮調都有不同曲牌。套數則由兩支以上周壹宮調的不同曲牌聯綴而成。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把元曲與“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並列，稱之為“壹代之文學”。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全盛時期。唐詩是我國優秀的文學遺產之壹， 也是全世界文學寶庫中的壹顆燦爛的明珠。盡管離現在已有壹千多年了，但許多詩篇還是為我們所廣為流傳。
唐代的詩人特別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聞名的偉大詩人，除他們之外，還有其他無數詩人，象滿天的星鬥壹樣。這些詩人，今天知名的就還有二千三百多人。他們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詩》中的也還有四萬八千九百多首。唐詩的題材非常廣泛。有的從側面反映當時社會的階級狀況和階級矛盾，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有的歌頌正義戰爭，抒發愛國思想；有的描繪祖國河山的秀麗多嬌；此外，還有抒寫個人抱負和遭遇的，有表達兒女愛慕之情的，有訴說朋友交情、人生悲歡的等等。總之從自然現象、政治動態、勞動生活、社會風習，直到個人感受，都逃不過詩人敏銳的目光，成為他們寫作是題材。在創作方法上，既有現實主義的流派，也有浪漫主義的流派，而許多偉大的作品，則又是這兩種創作方法相結合的典範，形成了我國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
唐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唐代的古體詩，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兩種。近體詩也有兩種，壹種叫做絕句，壹種叫做律詩。絕句和律詩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詩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這樣六種：五言古體詩，七言古體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古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寬：壹首之中，句數可多可少，篇章可長可短，韻腳可以轉換。近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嚴：壹首詩的句數有限定，即絕句四句，律詩八句，每句詩中用字的平仄聲，有壹定的規律，韻腳不能轉換；律詩還要求中間四句成為對仗。古體詩的風格是前代流傳下來的，所以又叫古風。近體詩有嚴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稱它為格律詩。
唐詩的形式和風格是豐富多彩、推陳出新的。它不僅繼承了漢魏民歌、樂府的傳統，並且大大發展了歌行體的樣式；不僅繼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詩，並且發展為敘事言情的長篇巨制；不僅擴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運用，還創造了風格特別優美整齊的近體詩。近體詩是當時的新體詩，它的創造和成熟，是唐代詩歌發展史上的壹件大事。它把我國古曲詩歌的音節和諧、文字精煉的藝術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古代抒情詩找到壹個最典型的形式，至今還特別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但是近體詩中的律詩，由於它有嚴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詩的內容受到束縛，不能自由創造和發揮，這是它的長處帶來的壹個很大的缺陷。
宋詞是繼唐詩之後的又壹種文學體裁，基本分為：婉約派、豪放派兩大類。
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後主李煜、宋代詞人：李清照、柳永、秦觀、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棄疾、蘇軾、嶽飛、陳亮等。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壹顆巨鉆，在古代文學的閬苑裏，她是壹塊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姹紫嫣紅、千姿百態的豐神，與唐詩爭奇，與元曲鬥妍，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壹代文學之勝。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裏汲取營養，又為後來的明清對劇小說輸送了有機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我們帶來很高的藝術享受。
詞的初期極盡艷麗浮華,流行於市井酒肆之間,是壹種通俗的藝術形式，五代時期的《花間集》就很明顯地展露了詞美麗絢爛的文采，但是這期間的詞題材還僅限於描寫閨情花柳、笙歌飲宴等方面，可以說還顯得很“小氣”。雖然藝術成就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但是在思想內涵上層次還不夠。宋代初期的詞壹開始也是沿襲這種詞風，追求華麗詞藻和對細膩情感的描寫。像曾因寫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誌，壹生就流連於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當時的詞被認為是壹種粗俗的民間藝術，不登大雅之堂，以至於宋朝的晏殊在當上宰相之後，對於他以前所做的詞都不承認是自己寫的。宋朝的艷妓之多，水平之高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們和宋朝的才子們壹起***同推動了詞這壹新興藝術形式在民間的廣泛流傳。
但是，隨著詞在宋代的文學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詞的內涵也在不斷地充實和提高。“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奠定了邊塞詞在宋詞中的地位，使只聞歌筵酒席、宮廷豪門、都市風情、脂粉相思之類的世人壹新耳目。到蘇詞首開豪放詞風，宋詞已經不僅限於文人士大夫寄情娛樂和表達兒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當時的士大夫對時代、對人生乃至對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詞徹底跳出了歌舞艷情的巢窠，升華為壹種代表了時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詞還可以分為小令（58字以下）、中調（59~90）、長調（90以上）。
詞，詩歌的壹種。因是合樂的歌詞，故又稱曲子詞、樂府、樂章、長短句、詩余、琴趣等。始於隋，定型於中晚唐，盛於宋。隋唐之際，從西域傳入的各民族的音樂與中原舊樂漸次融合，並以胡樂為主產生了燕樂。原來整齊的五、七言詩已不適應，於是產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為活潑的詞。
詞最早起源於民間，後來，文人依照樂譜聲律節拍而寫新詞，叫做“填詞”或“依聲”。從此，詞與音樂分離，形成壹種句子長短不齊的格律詩。五、七言詩句勻稱對偶，表現出整齊美；而詞以長短句為主，呈現出參差美。
詞有詞牌，即曲調。有的詞調又因字數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體”。比較常用的詞牌約100個。詞的結構分片或闋，不分片的為單調，分二片的為雙調，分三片的稱三疊。按音樂又有令、引、近、慢之別。“令”壹般比較短，早期的文人詞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夢令》、《搗練子令》等。“引”和 “近”壹般比較長，如《江梅引》、《陽關引》、《祝英臺近》、《訴衷情近》。而“慢”又較“引”和“近”更長，盛行於北宋中葉以後，有柳永“始衍慢詞”的說法。詞牌如《木蘭花慢》、《雨霖鈴慢》等。依其字數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調”、“長調”之分。據清代毛先舒《填詞名解》之說，58字以內為小令， 59—90字為中調，90字以外為長調。最長的詞牌《鶯啼序》，24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