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我國第壹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出現，是古代文學史上頭壹件大事。《詩經》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多年間，三百零五篇詩。它按音樂標準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樂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樂歌，“頌”則是宗廟祭祀時的樂舞曲。《詩經》的思想內容反映的社會生活非常廣泛。有的詩篇揭露了統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剝削，反壓迫的呼聲，如《碩鼠》、《伐檀》；有的詩篇表達了對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於役》；有的詩篇歌頌了男女之間真摯的愛情，和對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靜女》、《蒹葭》；有的則表現了婦女婚姻的不幸，如《氓》。總之，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詩經》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人民性。在藝術上，《詩經》音調流暢，語言樸素，常用賦、比、興的手法來表情達意。賦的手法是直陳其事，比即打比方，興是感物起興，先詠它物來引發情意。後世把《詩經》奉為學習的最高典範。 （補充：《詩經》是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總集，也是中國第壹部詩歌總集，***305篇，按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頌” 詩是統治者祭祀的樂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農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於宴會的典禮，內容主要是對從前英雄的歌頌和對現時政治的諷刺“風”是《詩經》中的精華，內容包括15個地方的民歌。
戰國後期，公元前4世紀，在南方的楚國，楚國以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基礎，加上北方文化的影響，孕育出了偉大的詩人屈原。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詩人,在學習楚民歌基礎上，創造了具有楚文化獨特光采的新體詩——楚辭。楚辭體詩句式以六言、七言為主，長短參差，靈活多變，多用語氣詞“兮”字。詩歌充滿著神奇瑰麗的想象，洋溢著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運用這種詩歌形式，創作了古代文學史上第壹抒情長詩《離騷》，優美動人的《九歌》十壹篇，言誌述懷詩《九章》九篇，以及《天問》等，***25篇楚辭作品。屈原的後繼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離騷》作為楚辭藝術的顛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學史上與《詩經》並稱“風騷”，垂範於後世。它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形式，從三、四言發展到五、七言。在創作方法上，楚辭吸收了神話的浪漫主義精神，開辟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
詩經、楚辭之後，詩歌在漢代又出現了壹種新的形式，即漢樂府民歌。漢樂府民歌流傳到現在的***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寫成，後來經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晉時代成為主要的詩歌形式。漢末魏初，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背景下面，文人詩歌創作進入了“五言騰踴”的大發展時期。這壹時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劉楨、陳琳等所謂“建安七子”組成的鄴下文人集團，創造了“建安文學”的輝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氣”這種***同的時代風格，其中曹操的詩歌，沈雄悲涼，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表露了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統壹天下的雄心壯誌，如《蒿裏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都是較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建安之傑”。他的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白馬篇》、《贈白馬王彪》分別是他前期和後期詩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辭賦也表現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著名的〈洛神賦〉美不勝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詩》、〈登樓賦〉等篇章，是建安文學中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傑作。
魏晉之交，隨著世風的變易，詩歌創作呈現出與建安時代不同的風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沈郁艱深，或風調峻切，他們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進壹步推動了五言古詩的發展。西晉太康時期詩歌繁榮，詩人有“三張二陸兩潘壹左”之稱，但多數作品流於華采繁縟，唯左思的詩歌骨力遒勁，承傳建安文學的精神。其〈詠史〉詩開啟了詠史和詠懷結合的新路子。東晉在玄學的影響下，“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泛濫壹時，能夠超越流俗的大詩人便是陶淵明。陶淵明的時代，“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他因貧而出仕，目睹官場黑暗，不願同流合汙，決心辭官歸隱，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園詩描繪自然風光的美麗，歌頌田園生活的平和，也表現了親身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喜悅和辛勞。創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統壹的藝術境界。《歸園田居》、《飲酒》是他的田園詩的代表作。陶詩的風格自然沖淡為主流，但《讀山海經》(“精衛填微木”)、《詠荊軻》等也顯示了詩人“金剛怒目”的壹面。可以看出詩人內心並不靜穆，他沒有忘懷世事。陶淵明詩對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園詩派受其直接影響。陶淵明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辭賦，數量雖不多，卻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