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為詞——淺談蘇軾的詞學貢獻 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王國維《人間詞話》 詩與詞是中國文學的雙姝，然二者各有所長，亦各有不足。詩雖境闊，而難達幽微之情：詞雖言長，卻難抒豪放之誌。北宋文壇巨匠蘇軾“以詩為詞”的大膽變革，取二者之長，避二者之短，從而大大拓展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內容，打破了晚唐五代以來詞作為“艷科”、“小道”的藩籬，使詞這壹文學形式開始全面反映社會現實，體現人民生活，並以此為標誌，正式確立起了豪放詞派在詞壇中的地位。 在蘇軾之前，受晚唐五代“花間”、南唐詞派的影響，北宋詞壇所吟唱的基本是男女戀情、離愁閨怨。縱觀溫庭筠，韋莊，李煜，柳永，晏殊，直至歐陽修，他們的詞多充溢著“綺羅香澤”，甚至“男子而作閨音”。其中雖有壹些登山臨水和懷遠感舊之作，但也是婉約詞壹統天下。 蘇軾的出現，使詞這壹文體發生了質的飛躍。這種飛躍，不是柳永、張先將小令發展為慢詞的飛躍，而是通過“以詩為詞”後，詞在內容上的飛躍。“以詩為詞”的變革後，詞不再只是傳情達愛的工具，也不再只是娛賓宴客的點綴，而是被賦予了新的生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東坡詞中，凡能入詩者皆能入詞，正如劉熙載所言“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其詞可以說幾乎涵蓋了但是社會的各個方面，主要有以下幾類： 壹是愛國詞。在蘇軾之前，最負盛名的愛國詞，莫過於範仲淹的《漁家傲》，但其卻被歐陽修謔稱為“窮塞主之詞”。蘇軾的愛國詞慷慨激昂，催人奮進，有虎虎生氣，錚錚鐵骨。如《江城子 密州出獵》寫到：“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二是交遊詞。唐詩裏不乏描寫友情的詩句，如膾炙人口的“勸君更盡壹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等等。但在蘇軾之前，交遊詞卻並不多見。蘇軾壹生閱歷豐富，與社會各界人士皆有廣泛交往，因而其詞中多有體現。他的交遊詞內容廣泛，包括飲宴、送別、懷遠、感舊、贈答等方面。如《江城子 別徐州》寫道：“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 三是山水田園詞。唐朝山水田園詩人王維、孟浩然之詩清新秀麗。蘇軾“以詩為詞”的改革大大拓展了這壹主題的詞。在他的筆下，祖國的錦繡河山和農田水鄉如春水東流、夏木繁蔭、秋菊吐蕊、冬雪幽香，壹派清新自然。如《南鄉子》寫道：“認得岷山春雪浪，初來，萬頃葡萄漲淥醅。” 四是詠物詞。詠物詞源於《詩經》中的比興手法，在歷代是個中不乏名篇佳作。對此，蘇軾提出來自己的觀點。他說“詩人有寫物之功”，認為詩人詠物不僅要神似， 五是節慶詞。在唐詩中，關於節日紀念與慶祝的詩句比比皆是，如“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寒食東風禦柳斜”（韓翃《寒食》） 等等。而節慶詞之開創者當推蘇東坡。如《浣溪沙 端午》有“流香漲膩滿晴川。彩線輕纏紅玉臂，小符斜掛綠雲鬟”之句，描繪了端午節這天仕女們芳蘭沐浴，身穿光鮮羅紗，身佩五彩飾品的盛況。 六是悼亡詞。自晉代潘嶽作《悼亡詩》以來，悼亡詩就成了悼念亡妻的專利，其中以元稹的《遣悲懷》詩為代表。蘇東坡首開悼亡詞之端，其最為著名的詞之壹——《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就是其在密州任上因夜裏夢見亡妻王弗而作的，將夫妻十年生離死別之苦、思念之深，寫得肝腸寸斷，令人不忍卒讀。另有壹首《西江月》，借詠梅悼其妾王朝雲，有“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之句。 七是遣懷詞。“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由於坦率正直的性格和過人的才華，蘇軾被卷入黨爭，且招致誹謗，壹生宦海沈浮，三次被貶，仕途坎坷。但他對此卻往往表現出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因而這類詞風格多清曠雄健。這對後來的詞風產生了重要影響，東坡詞也因此被冠以“豪放”二字。如明代張綖稱：“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但豪放之外，更類老杜之沈郁。代表作有《念奴嬌 赤壁懷古》、《滿庭芳》(蝸角虛名)等。 以上便是東坡詞的大致內型，但由於“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故很難將其詞作具體的分類。東坡詞之所以能夠包羅萬象，正是因為蘇東坡“以詩為詞”的變革促進了詞體的解放。 關於詞體的解放，龍榆生在《中國韻文史》壹書中寫道：“自柳永多作慢詞......而體勢既經拓展，曲調又極流行，高尚文人，亦多嫻習；乃有感於此種新興體制之可以應用無方，而僅言兒女私情，不足以饜知識階級之欲望；於是內容之擴大，相挾促進詞體，以入於解放之途；而蘇軾以橫放傑出之才，遂為詞壇別開宗派，此詞學史之劇變，亦即詞體所以能歷久常新之故也。” 詞體的解放，既有客觀的需要，又有現實的基礎。 客觀的需要，是宋朝士大夫階層精神生活的需要。北宋自開國以來，統治者吸取唐朝藩鎮割據導致亡國的教訓，為削弱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實行了“守內虛外、重文輕武”的統治政策。至仁宗壹朝，北宋形成了壹批“學際天人”的士大夫階層，“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蘇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隨著科舉取士人數的增加，這壹階層的隊伍不斷壯大；同時，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又豐富和提高了他們的精神生活。這壹龐大的社會階層有著廣大的社會文化需求，但又越漸感到詩文等難以滿足自己內心思想與情感的表達，於是他們逐漸采用詞這壹“能言詩之所不能言”的文體。但是，長期以來，詞作為纏綿柔靡，重女音、唱情歌的傳統又讓這些封建士大夫們感到難以接受，甚至在他們看來，詞作為“艷科”、“小道”，難登大雅之堂。因此， 詞體的解放，是滿足士大夫階層精神文化需要的客觀要求。 現實的可能，是詞的形式的拓展為 詞體的解放提供的可能。北宋初期，“士大夫承五代遺風，留意聲樂，而令詞益臻極盛。”（《中國韻文史》）受五代西蜀、南唐詞的影響，這壹時期的詞在形式上受制於小令，從而在內容上多兒女私情和娛賓宴客之作，難以用鋪敘的手法表達復雜的思想情感。隨著“中原息兵，汴京繁庶”，社會逐漸得到穩定和發展。為適應社會文化發展和群眾生活的需要，宋朝開始恢復唐教坊舊制，並收編江南樂曲，“因舊曲創新聲”。柳永因“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於是不再留念仕途，轉而“倚紅偎翠”，“流連坊曲”，應樂工歌伎之請，“變舊聲為新聲”。因此，詞“自柳永壹變，猶詩家之有白居易”（《四庫全書總目》），不僅在內容上有了變化，更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得到了發展，慢詞開始興起。詞體既經拓展以後，詞壇遂“別開廣大法門”。通過鋪敘的手法，可將寫景、敘事、抒情和議論融於壹爐，大大增強了詞的表現能力，從而為詞體的解放創造了前提條件。 那麽，為什麽蘇軾能夠“以詩為詞”，從而促進詞的解放，即除上述原因外，蘇軾作為詞體的“解放者”的原因又有哪些呢？我認為應該有如下幾點： 首先，蘇軾博學多才。蘇軾是我國古代不可多得的文藝全才，詩、詞、文、書法、繪畫和文藝理論等方面都堪稱大家。其詩清新豪健，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不拘章法，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其文汪洋恣肆，為唐宋八大家之壹，與歐陽修並稱“歐蘇”；其書法舒卷自如，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黃州寒食貼》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其繪畫新奇有致，成竹在胸；其文藝理論見解獨到，卓然壹家。縱觀中國三千年文學史，如此全才型大家，蘇軾壹人而已。廣博的學識，為他解放詞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蘇軾宦海沈浮，閱歷豐富。蘇軾自嘉祐二年進士及第後，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熙寧二年（1069年），父喪守制期滿還朝，為判官告院。因反對王安石推行新法過激之處，自請外任，出為杭州通判。轉知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元豐二年（1079年），“烏臺詩案”發，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後遷汝州。哲宗立，新黨勢力倒臺，司馬光重啟為相，蘇軾被復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後應召入京，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二品）。又因反對新黨盡廢新法，於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元佑六年（1091年），他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外放潁州，知揚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親政，被遠貶惠州（今廣東惠陽），再貶儋州（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卒於常州（今屬江蘇）。坎坷崎嶇的人生道路充滿了悲歡離合，這為他解放詞體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再次，蘇軾性格復雜多重。蘇軾的壹生深受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世界觀存在著矛盾，這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他性格的復雜多重性。他生性豪爽曠達，“奮勵有當世誌”。但由於坦率正直，眼裏揉不進半粒沙子，因而在政治上長期失意。對此，他雖然常保持積極樂觀的精神，但也不時流露出壹些逃避現實、尋求解脫的老莊思想。“入世”和“出世”的思想常使他產生壹些矛盾的心理，這不免他的在詩詞中有所體現。因此，我們才會看到東坡詞風格的多樣性和內容的豐富性。 最後，蘇軾填詞晚於作詩。蘇軾的詩文久著盛譽，有“蘇文熟，食羊肉；蘇文生，嚼菜根”的說法。但他是被貶知杭州後才開始作詞的。從創作年代來看，蘇軾最早的詞應是熙寧五年任杭州通判時所作的《浪淘沙》(昨日出東城)和《南歌子 八月十八日觀潮，和蘇伯固》。這壹年蘇軾三十七歲，此時的他已能將作詩的章法套路做到“運用之妙，存乎壹心”，並且他認為詞是”詩之裔”，即詩詞同源而異派，作詞應在遵守詞律的基礎上，又不為其所縛，甚至有時可以為了表現某些思想內容的需要而突破詞律的限制。因此，他才能夠“以詩為詞”，將詩之境闊、言誌的特點運用於詞，從而促進詞體的解放。 雖然蘇軾“以詩為詞”的變革促進了詞體的解放，也在詞壇上確立了豪放壹派，但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壹定的負面影響。詩化後的詞，難免不符合詞律的要求，缺乏音樂美；同時，它違背了含蓄蘊藉這壹詞的傳統抒情原則，余味大減。這壹不足之處，尤為其後重音律，尚婉約的正宗詞派所詬病。“壹代詞宗”李清照就在其所著的《詞論》中批評蘇軾等人的詞“皆句讀不葺之句耳”，即說他們的詞都是壹些長短不壹的詩，所以“又往往不協音律”。 其實，蘇軾並非不懂音律。其長調《哨遍》就是依聲律隱括《歸去來兮辭》的，由此可見他是通曉音律的。東坡詞之所以“多不協音律”，壹是他“非醉心於音律”，二是他“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但這更主要的是“以詩為詞”所造成的難以避免的結果。由此可見，詞既要做到協音律，又要做到“應用無方”，是十分困難的。 總之，蘇軾憑借其廣博的學問、蓋世的才華，高尚的人格和過人的膽識，在詞中“指出向上壹路，新天下耳目”，壹掃晚唐五代以來詞之“綺羅香澤之態”，打破了婉約詞獨霸天下的局面，將詞帶入了壹個更加廣闊的天地。“以詩為詞”的變革，使詞這壹文學體裁“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從而大大促進了詞的解放。他不僅是婉約詞的改革者，而且以豪放詞的開拓者的身份，正式確立起了豪放詞派在詞壇中的地位。《中國韻文史》評價說：“以嚴肅態度填詞，而提高詞在文學上之地位，壹洗士大夫卑視詞體之心理，實蘇軾發之。”盡管東坡詞存在難以避免的不足之處，但蘇軾“敢為天下先”的改革創新精神，和他對詞的發展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如同其本人壹樣，足以讓我們仰視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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