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港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時代，境內南部地區就有人類活動。西晉太康二年（281），境內設置暨陽縣，縣治楊舍鎮。在千年流淌的歷史長河中，張家港人不僅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而且創造了燦爛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態、異彩紛呈的民俗文化。從筆者所了解的相關資料和社會實際看，擇其要者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8個方面:
壹、重教興學
自古以來，張家港民間就有重教興學、讀書上進之風。《楊舍堡城誌》曰：“步趨聖賢，砥礪名節，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學，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內名門望族無不以知書達禮、耕讀傳家為立身之本，紛紛辦私塾，設義學，建書院，以儒家經典教育子孫。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讀書聲、織布聲、小孩哭聲”為評判家庭興旺的表象依據。較為典型的，以妙橋金家村為例，明清期間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壹百余家家家識字”之說，翁同和有詩贊金村“馬隊文人集，牛行舊德多。笘畢家家墨，機絲處處梭”，其重教興學之風可見壹斑
重教興學之風孕育了壹大批躋身仕途的達官貴人。唐宋至清末，境內***出了2名狀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數百名進士。其中，章卿趙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進士，鹿苑錢氏明代有“壹門九進士”之譽，清代康乾年間港口蔣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內官至大學士、尚書、禦史、巡撫、總督者代不乏人。重教興學之風還造就了壹大批擅長經史文學、工於書畫篆刻、精通醫學音樂的名彥碩儒，事跡載於國史或方誌，這裏不再贅述
重教興學的社會風尚在境內代代相傳，從未斷絕。延至當代，最有代表性的當數沙洲沿江地區。解放前，這壹地區長江洪災頻發，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農民生活水平僅在溫飽線上下徘徊，但人民群眾篤信讀書，渴望“書包翻身”，寧願“住草房、吃麥粞、喝腌菜豆瓣湯”，勒緊褲帶也要千方百計供子女讀書。壹批貧寒子弟通過勤奮苦學，成為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在張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興曹楚南、三興章申、兆豐薛永祺，都來自貧窮的沙洲地區。在張家港籍正教授級的知識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二、忠勇報國
張家港地處江尾海頭，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爭之要沖。頻繁的戰亂給境內百姓帶來巨大災難，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禦外侮、不畏權奸、忠勇報國的壹代民風。面對強敵險境，無論士大夫還是老百姓，均同仇敵愾，前赴後繼，在悲壯激烈的戰鬥中，“慷慨捐軀者有之，從容赴義者有之，若男懷屈子之誠、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勝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韓世忠率兵駐防江陰、常熟壹線，深得境內百姓擁戴，軍民和衷***濟，合力抗金，留下了馬嘶橋、茯苓山、慶韓鎮、弄裏芹菜等古跡和傳說。開僖年間（1205～1207）權臣韓侂胄兵敗師潰，引得金兵自渦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時任江淮宣撫使，率部奮力抗敵，親自督陣，終於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線壹步，成為壹代抗金名將，鄉人引以為自豪
明代嘉靖年間，倭寇屢犯江南，我市河陽橋人錢泮（官江西參政）、邵舍人徐察（官太醫院吏目）在三丈浦與倭寇血戰，壯烈犧牲，參與戰鬥的數十名鄉親均慷慨捐軀，無壹人茍且偷生。楊舍人許蓉率家丁鄉兵，在楊舍壹帶同倭寇多次決戰，雖家園被毀而鬥誌不減。在建造抗倭工程楊舍堡城的過程中，江陰縣令為經費嚴重匱乏而壹籌莫展，又是在許蓉首倡下，楊舍及其周圍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資、義務出工，僅90天即完成這壹曠世工程，顯示了人民群眾齊心協力、抗禦外敵的民意民心和愛國愛鄉、精忠報國的傳統意識。
明代萬歷、天啟年間，閹黨專權，楊舍及其周圍地區在朝為官的東林黨人繆昌期、李應升、黃昭、貢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爭，最終青史留名，成為鄉裏先賢忠勇報國又壹典範。清代學者葉廷甲贊曰：“吾江清淑所鐘，蔚為人文，如前朝名賢焯著寰宇內，貢公生華士，黃公生楊舍，李公生赤岸，繆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賢豪挺生，都在楊舍二十裏而近，可謂盛矣。"
清代順治乙酉（1645），江陰典史閻應元抗清，守城81日，城內外殉難14萬余人。張家港境內挺身參戰、城破死義者不計其數，僅白鹿鄉東興裏繆氏壹門，就有17人同時捐軀，“子死父、婦死夫、弟死兄、仆死主，無不視死如歸”。
三、務實興業
張家港境內著姓大族，大多自晉唐以來從外鄉遷入。考其家譜，除章卿趙氏、楊舍郭氏等少數幾家是先祖來此當官任職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動蕩、流離輾轉，或為養家糊口、四處謀生，最後定居到此。正因為如此，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腳踏實地，艱苦創業，由此形成務實興業之風
以龐氏為例，其始遷祖百源公於元末明初從吳江來到塘橋，僅是背井離鄉、身無余資的壹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幫傭，入贅為婿，後靠幾代經商，家業大振，至清代中葉始登科奪魁，遂成望族。葉氏始遷祖愛山公，於明代萬歷年間從浙江壽昌挑了壹付草藥擔子到楊舍定居，靠廣結善緣，耕讀傳家，其後裔始興旺發達，江陰最大的藏書樓葉氏靜觀樓和葉氏所修《楊舍堡城誌》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張氏始遷祖南山公，於明代萬歷年間從靖江來到江南，蔔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孫圍墾江灘，又開鑿河道，發展灌溉運輸，此河即為今日張家港河之前身。像這樣先祖艱苦創業、率先垂範，子孫謹遵祖訓、薪火傳承的事例，在張家港境內可謂不勝枚舉
這種務實興業之風發展到近代，造就了壹批工商實業家。解放前，楊舍的焦氏布廠、趙氏鐵廠，後塍的湯氏酒廠、祝氏帽廠，塘橋的龐氏油廠，塘市的徐氏米廠等，以及境內各鎮著名商號的經營者，無不靠慘淡經營、務實創業而發家致富
解放以後，港城人民務實興業的習俗壹直未有改變。50年代末，境內即有社辦工業，60年代曲折發展，70年代後期提出“聚精會神想富、理直氣壯抓錢”，並以“四千四萬”精神大辦鄉鎮工業，以“泥腿子闖世界”氣概發展外向型經濟。實踐中，務實興業的民俗民風升華為“團結拼搏、負重奮進、自加壓力、敢於爭先”的張家港精神，造就了經濟實力躍居全國縣級市前列的輝煌業績
四、勤儉持家
勤儉持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同樣是張家港人自古以來的民間習俗和傳統理念。歷代誌書對境內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記述：“民居尚儉樸，三間五架，制甚狹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長衫，戴平頭巾。少者出遊於市，見壹華衣，市人怪而嘩之。”“邑中治家多從樸素，衣冠、筵宴恒不輕舉。惟家有喜慶及入泮鄉舉，乃具柬邀客，以八盤八碟為上筵。”，先人節儉持家之風可見壹斑。
古人深知“勤儉持家”重點在“勤”。不勤則難以尋覓生計、養家糊口。故務農者“仰事俯畜，勤動三時，不敢遊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時外出打工，“勤作不茍”；作經紀者“謹小慎微，唯恐虧折”。 由於懶惰奢靡必導致家業頹敗，故境內所有家譜的“祖訓”篇均不乏“勤以持家、儉以養廉”之類的諄諄教誨。以《章卿趙氏宗譜》為例，其“祖訓”篇載：“我趙氏江常子姓數以千計，貴在各守職業，各安本分。若有習於遊惰、耽於博飲、蕩廢家業者，則傳通族於祠堂，懲以家法。”
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是勤儉持家的又壹要義。張家港民間有諺語：“吃不窮、穿不窮，不會算計壹世窮。”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民生活大多拮據，在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之余，便起早帶晚從事小手工業和家庭種養業，即使在“大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月，仍癡心不改。當時有句順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殺羊肉撈外快”⑽，就是農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閑時間從事家庭種養業的真實寫照。直至現代，許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時，考慮日後買房、子女讀書、贍養老人等項支出，常節衣縮食，存款防後，很少超前消費，更無揮霍無度，力求收支平衡，穩步提高生活質量
孔孟之道在中國沿襲數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風方面，表現之壹就是老百姓普遍認同和踐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訓謂“兩間有大倫，曰君曰親；人生有大節，曰忠曰孝。為人臣而不鞠躬盡瘁者即非忠臣；為人子而不慎終追遠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張家港境內老百姓篤信無疑的傳統理念
從《楊舍堡城誌》記載的歲時節慶習俗看，其主要內容就是虔誠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壹晨起煮糕圓、點香燭，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節合家上墳祭掃祖墓，謂之“飄山”；中元（農歷七月十五）食茄餅、祭先祖，合家會餐；十月朔（初壹）祭掃祖墓如清明節。時至今日，張家港農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續保留這些習俗，希望祖宗在天之靈保佑子孫後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裏，如逢上述節慶，還要專程回到鄉下折錠燒紙，祭拜祖先，禮儀不稍減
敬宗睦族的另壹個表現就是編修家譜。老百姓認為家譜是尋根問祖、聯絡宗親的重要依據，所謂“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萬孫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孫之所當崇也。其載之而不朽者惟譜。”“文化大革命”中，家譜被視作封建“四舊”而大多付之壹炬。改革開放以後撥亂反正，張家港境內目前已有56部家譜浮出水面，其中後塍鎮在2003年編修地名誌過程中，就收集到24部家譜。這些家譜大多始修於唐宋時期，壹般經過七八次甚至十幾次續修或重修，體例完備，支系清晰，凝聚了幾十代人的心血，譜序、像贊、傳狀不乏名人手筆，具有極其珍貴的史學和文學價值。進入新世紀以來，境內民間續修家譜之風方興未艾，村支書、企業家出資倡修，花幾十萬、上百萬都在所不惜。有的家族無大老板支撐資金，即采取各戶集資方法，由熱心人義務纂修，四出采訪，逐戶筆錄，化二三年時間倒也水到渠成。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境內在修家譜大約不下20部，其中德積壹地就已修成陳氏、丁氏、潘氏3部家譜，有的還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裝幀考究
六、積德行善
廣結善緣、廣種福田是佛門教義，在張家港民間卻有廣闊市場。明代楊舍鄉紳許莊著《慮遠集》，其序即引司馬光名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子孫必有受其報者。” 這種把積德行善作為做人準則、門庭之福的民俗理念及其生動事例，在張家港的歷史上俯拾皆是。
舉辦義莊、義塾、義學、義冢，是境內士紳富戶積德行善的主要形式。明清年間，境內各鄉鎮基本上都設有義莊，用於扶貧濟困，其中規模較大的數恬莊楊氏敦本義莊，有義田2000多畝；塘橋龐氏裕後義莊近800畝。鳳凰西徐市有周氏、繆氏、王氏、陸氏4處義莊，總田畝超過2000畝。 義塾、義學則是資助族內貧寒子弟讀書上進的辦學形式。清代乾隆年間恬莊楊氏義塾就有兩處教學點，各延請塾師1～2人，招裏中清寒子弟入學。 義冢是地方上收葬無主屍體的公***墳地。1937年11月20日，日寇在港口、恬莊境內燒殺搶掠，數百名無辜群眾和國軍士兵遇害，其中108具無主屍體就安葬在義冢。
敬神拜佛是積德行善又壹重要民俗事象。千百年來，張家港民間敬神拜佛之風經久不衰，善男信女渴求佛祖神仙消災賜福，甘心情願捐款助緣，如魯迅筆下祥林嫂苦捐門檻者不在少數。至明清年間，由祭祀、燒香發展到廟會、節場，神像由室內供奉發展到出外巡遊，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搞越大，成為地方上民俗風情中的亮麗風景線。以楊舍河南廟“二月十九”廟會為例，從初壹至十九日，方圓百裏組織的拜香隊赴廟進香者每天不下千人，十八、十九兩天更是人山人海、鼓樂喧天。更有甚者，楊舍地方鄉紳組織的大型拜香隊沿街表演“紮肉香”、“大盤香”，均有青年男女用鋼鉤紮進手臂，以示“報答娘恩”，後面緊跟彩燈、彩轎隊伍，白天晚上巡回表演，壹年壹度的“二月十九”廟會竟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盛大節日
七、習武健身
張家港民間素有習武健身的風俗習慣，此風在南部地區尤甚。農民在耕作之余，舉石擔、擲石鎖、扛石鼎、頂石臼、推石滾、捏石筍，有的還舞刀弄槍、擊劍練棍，樂此不疲
習武健身之風孕育了壹批武將、武舉人。宋、明、清三個朝代，載入《楊舍堡城誌》的武將就有25人，其中楊舍蔡氏壹門在清代鹹豐年間連出6名千總或把總。 另外，泗港邵巷村清代乾嘉年間出了邵永福等5名武舉人，邵氏被史學家繆荃孫譽為“武世家”。 還有不少人練就壹身功夫，雖未中舉為官，卻在地方誌書中留下許多動人傳說。明代顧玉川、清代郭敬明等楊舍人均生性俠義，身懷絕技，喜抑強扶弱，懲治惡少奸猾。其中顧玉川還擅長神行輕功，當年錢牧齋考中探花的泥金函就是他在三日之內從北京徒步送回家鄉鹿苑報喜，錢牧齋專門寫有《題玉川畫像歌》附在顧玉川傳略之後
解放以後，張家港民間習武健身之風未減。1957年，江陰縣在後塍鎮舉辦武術匯演，各鄉均派代表隊踴躍參加，其中素有習武傳統的南沙鄉代表隊在半數以上表演項目中拔得頭籌。1983年至1992年，連續10年舉辦“張家港（沙洲）之春”大型文體表演活動，每屆都有民間武術表演，表演者激情投入，觀看者喝彩叫好，其中南沙武術隊的節目還被江蘇電視臺拍攝播放。
上世紀90年代以後，張家港為使習武健身之風後繼有人，命名具有練武習俗的鄉鎮為“武術之鄉”，並在中小學生中倡導武術訓練，其中後塍中心小學武術隊訓練成效卓著，多次在各種公開場合亮相，並在蘇州市和全省的群眾體育比賽中屢獲大獎。
八、綠化造園
張家港地處江南水鄉，風景秀麗，環境幽雅，與此相應的民俗之壹，就是自古以來植樹、栽竹、養花、造園的良好風尚。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在張家港的香山種梅栽竹，並寫下膾炙人口的詩篇，內有“春隨香草千年艷，人與梅花壹樣清”、“他年酒醉竹成林，分向瑤池配丹闕” 等百讀不厭的詩句。
綠化習俗突出反映在境內自然村落的環境方面。南部地區的自然村，壹般都是四面或三面繞河，河旁綠樹蔥籠，濃蔭蔽日，村民房屋掩映於綠樹懷抱之中，外界只見樹木，不見房屋。農民住宅為前場後園，場邊種植果樹花木，幽香襲人；園內栽種修篁綠竹，四季常青。北部沿江地區自然村，座北朝南，少數座西朝東，均壹字排開，有的長達數裏，村民住宅也是屋前為場，場前有河；屋後為園，園後有溪。河溪邊種有楊、柳、榆、槐，場園內栽有果木竹林。
由於境內市民喜愛植樹栽花，因而自古以來境內不乏私家園林。據記載，境內最早的園林是鹿苑的陳陸園，建於宋代，內有讀書臺、待潮館等景點。 明代楊舍有姜園、息園、滄江別墅、許氏前園，清代有趙氏、葉氏寓齋小園。其中以建於明代正統年間的滄江別墅規模最大，“廣袤數十畝，雜藝百卉，植梅三百余株，中有滄江書舍、鳴鶴軒、香雪窩諸勝。園有八景，曰段山浮翠、令節喬林、月浦漁歌、煙村牧笛、谷瀆潮聲、海門帆影、斜橋鶴唳、沙渚鷗眠”。
延至當代，境內城鄉居民均以植樹栽竹、種養花卉為高雅生活情趣。改革開放以後，綠化造林成為政府行為，每年都投入巨資，全市生態環境明顯優化，質量水平躍居省內外前列。
以上所述，僅是從張家港民俗民風中采擷的幾處亮色。同長江流域各兄弟城市的民俗文化壹樣，張家港民俗文化可謂異彩紛呈、儀態萬千，既同屬於中華民族民俗文化系列，又因地而異，各有特色，有源有流，自成體系。
壹、綿延千年的傳承積澱，是其重要的歷史原因。
民俗文化的形成、發展，是壹個逐步積累的過程，它是隨著生產的發展、意識的深化、社會的進步、時代的變遷，而從少到多、從簡到繁、由淺入深，積累發展起來的，因而帶有深刻的社會歷史的烙印。
張家港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這為民俗文化的形成發展提供了極為豐厚的土壤。如前所述，早在距今8000年前，境內南部地區就有人類活動，這就是聞名長三角地區的東山村遺址。境內的徐家灣遺址距今5500多年，蔡墩遺址距今4000多年，均屬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從考古挖掘的文物看，張家港的先民當時使用石刀、石斧、石紡輪等生產工具和陶罐、陶壺、陶鼎等生活器具，同時也孕育出原始社會中境內較為簡陋的生產、生活習俗，其中包括各種圖騰和已經流傳幾千年的“河陽山歌”。
到西晉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境內設置暨陽縣，以後又設置梁豐縣，縣治均在楊舍鎮，這壹歷史延續了345年，至唐代武德九年（626）張家港才分屬江陰、常熟兩縣管轄。在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境內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大發展。以編修家譜這壹民俗事象而言，唐宋之前境內家譜很少，如有也僅是殘本斷簡，內容十分簡單。發展到唐宋以後，尤其是明清年間，修譜之風日盛。由於歷經幾十代人的資料積累，譜本內容也由簡到繁，乃至出現了囊括方圓數百裏的宗族大統譜。其中徐氏大統譜多達94冊，涉及蘇、錫、常和上海地區以及部分外省的所有徐姓宗親。再以祭祖敬神這壹事象為例，秦漢時期先人祭祀儀式壹般僅在家廟舉行，較為簡單，人數也少。發展到明清時期，境內工商業發展，廟宇劇增，僅南沙鄉就有30多座，平均每平方公裏有1座多。 宗教場所的祭祀活動發展成為商業貿易、娛樂遊玩、熱鬧繁華的廟會，境內每個集鎮不分大小均有廟會，有的每年1次，有的幾次，最早的在農歷正月半，遲者農歷九月半。廟會之日，“族族行而觀者六，貿遷者三，拜謁廟者壹”。 也就是說，在人山人海的參與者中，90％是遊玩貿易者，僅10％是祭祀拜佛的善男信女。
正是由於歷史的演化、傳承與積澱，使得張家港境內的民俗文化發展成為形式豐富多彩、內容紛繁復雜的地方風俗時尚。
二、吳地文化的熏陶化育，是其重要的思想原因。
民俗文化是社會制度和經濟狀況的反映，更是思想文化意識的反映。張家港地屬江南吳地，自古以來就壹直受到太伯、仲雍、季紮、言遊等古代先哲高尚德行和傳統思想的教化熏陶。晉代詩人陸機在《吳趨行》詩中有“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太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我市梁豐中學在清末民初的校歌中有“三吳文化起春秋，季紮言遊，遺澤故鄉留”等句，說明這些先哲在民間的影響是何等深遠。可以這樣說，太伯仲雍讓賢避國的美德，培育了境內敬宗睦族、積德行善之習俗；季紮言遊以儒學教化鄉民的舉措，造就了境內重教興學、處處弦歌的風尚。
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傳承，固然要有為政者的倡導，而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普遍認同和踐行也十分重要。從張家港的歷史看，地方官吏、文人學者在弘揚傳統文化、造就良好民俗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楊舍自晉代置縣，迄於唐初為縣令者，僅有二人可考，其中壹人就是梁代名宦司馬筠。此人“孤貧好學，博通經術，尤明三禮”，在任時以儒家禮儀道德之說治理地方，政績卓著，影響深遠，被本地崇祀為名宦。 北宋江陰軍學教授郭庭堅，受任之初，因學校狹小破敗，就把自己的俸祿捐獻出來擴充學校，並“招延治中俊髦，開筵講學，闡繹先儒性分之理，陶育人才，壹時稱盛。” 明代，後塍以南曾名“化成鄉”，就是為政者在傳揚先賢美德中身體力行、率先垂範、以德治民、化民成俗，因而稱化成鄉。境內著名的文人學者，如北宋經學家陸綰、元代文學家陳基、明代大學者錢牧齋、清代經學家龐大坤等，無不精通儒家經學，著述宏富，也無不以重教興學、提攜後學、感化壹地民風為己任。較為突出的有清代楊舍學者葉廷甲，棄舉業而習經學，建靜觀樓藏書5萬余卷，“鄉裏有利益事率倡為之，鎮多博徒又隨所聚而力禁之，俗以大革，市無犯者數十年。”
在如此濃郁的傳統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境內老百姓的倫理觀、價值觀、民俗觀得到規範和優化，壹般人家均以讀書上進、勤儉節約、敬宗睦族、積德行善等傳統理念教育子女，有的還在住宅大門的對聯中、或者客廳堂額上，寫上先哲為人處世的至理名言、勸學箴言、治家格言。這種對傳統文化理念的普遍認同和踐行，是境內民俗民風的形成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礎和重要助推力。
三、江尾海頭的特殊位置，是其重要的地域原因。
民風習俗的重要特點之壹，就是因地而異。自然環境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存條件不同，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生活習俗和社會風尚。吳地自古以來就稱作斷發文身的荊蠻之族，以民風強悍、尚武輕死而著稱。《漢書》“地理誌”：“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晉代左思在《吳都賦》中說：“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之風。”
張家港民間習俗中的“節概之風”比起吳地其他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主要原因之壹就是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如前所述，張家港居長江之尾、大海之口，素稱金陵鎖鑰、江海門戶。《楊舍堡城誌》謂楊舍乃“由海入江之咽喉，自狼（山）福（山）西達江（陰）靖（江），我鎮適扼二三兩重門戶之中。”自明代“築倭城，設參戎，列巨炮，經武制勝者蓋已三百年於茲矣”。 因此，盡管境內屬魚米之鄉，山水秀美，物阜民豐，但戰亂不斷，屢遭兵燹，由此造就了市民百姓不畏強暴、剛烈忠勇、習武健身、保家衛國的習俗。
據清代光緒《江陰縣誌》記載，自前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起，到明代朱元璋親率大軍在巫子門大敗張士誠止，境內有文字記載的江防兵事就有20多起，其中南宋建炎三年（1129）至淳佑中（約1245）的110多年中，就發生9起重大兵事。面對如此頻繁的戰事，境內百姓惟有奮起抗爭，以鮮血和生命捍衛自己的切身利益。以明代嘉靖年間抗倭鬥爭為例，楊舍鄉民為抗倭而自發參加習武訓練者有2000多人，在當時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這支鄉民武裝成為抗倭戰鬥中的重要力量。但是，鄉民武裝畢竟缺乏嚴格正規的訓練，在虎狼般兇狠的倭寇面前，其弱點暴露無遺，先後有數百名鄉兵在楊舍、港口、鳳凰、鹿苑、南沙等地的血戰中壯烈犧牲。
血的歷史事實告訴人們，在抗禦外侮、保衛家園的鬥爭中，畏縮後退沒有出路，不掌握殺敵本領、不練就高強武藝也沒有出路。此後，境內習武健身之風有增無減，民諺謂“練武不練功，到老壹場空”，意思就是要練實戰真功，不練花拳繡腿。明清時期，僅南沙香山周圍地區民間習武健身的拳場就有幾十家，專聘武藝高強者傳授指點。這些拳場的徒子徒孫在明末江陰抗清守城、清代鹹豐庚申之變、1927年農暴鬥爭中，均顯示了非同壹般的實戰本領。
四、錦繡水鄉的富庶產出，其重要的經濟原因。
經濟狀況是支配人們生存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基礎，也是決定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基礎。張家港有如此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其重要原因之壹就是有經濟實力作為依托和支撐。[/size]
在遠古時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 至唐宋年間，“吳中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人無貴賤，往往皆有常產。”到明清時期，自給自足農本經濟逐漸向工商業發展，帶來境內經濟的興盛繁華，棉紡織業、五金鐵業、油米加工業、釀酒制醬業陸續出現，商貿服務業日趨昌盛。以後塍鎮為例，晚清時期的雷溝杜布遠銷海外，抗戰以前“商業壹條街，南北三華裏”，大小店面數百家，從業人員逾千人，其中米行就有32家半，人稱“盤籃升鬥滿天飛，車載肩挑盡是米”，街頭巷尾運輸貨物的手推車之多如“周莊潵墩梅子”。
古訓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正是在這種經濟基礎的支撐下，境內民俗文化這壹上層建築的發展獲得堅實而豐富的物質條件，民間才得以重教辦學，培養出眾多達官貴人、儒家學子；行善積德、敬宗睦族之風才得以代代相傳；講究禮儀、祭神拜佛之風才會延綿流傳。以綠化造園習俗為例，貴族大戶人家建造私家園林固然不足為奇，而壹般老百姓在衣食無憂之余，也習慣於在場前屋後設置花壇、花圃，甚至在農田中建小型花園，以改善生產生活環境。明代後塍之東、蔡港之濱，徐姓農家在耕作之余，***計辟出30余畝田栽種四時名花異卉，此村由此得名“徐家花園”。 明代塘市古涇村農民以種花為業，連畦接壤，品種繁多，尤以牡丹、芍藥為最，此村後由顧鼎臣改名為“花涇”。 如果農民在饑寒交迫、衣食無著之中苦度光陰，是決不會有此養花種草、侍弄園藝之雅興的。
民俗文化是方誌編修的壹項重要內容，研究地方民俗民風特色及其成因是方誌研究中的壹項重要工作。民俗學大師鐘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學在現代社會科學中，無疑是壹種‘現在的’學問，而不是‘歷史的’學問。”研究張家港民俗文化的特色和成因，目的是從傳統民俗文化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服務當今，傳承後代，以更好地存史育人。我相信，民俗文化在黨和政府的重視和關註下，在全社會的***同培育下，壹定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和弘揚，成為中華文化百花園中壹朵瑰麗無比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