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著名邊塞詩人高適籍裏考辨
史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唐朝著名詩人高適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壹生充滿坎坷曲折且富有傳奇色彩，他不僅在詩歌創作上取得了傑出成就，成為盛唐詩壇屈指可數的大詩人，而且文武兼修，卓有見識，晚年歷任刺史、節度使、散騎常侍等高官，最後晉封渤海縣侯，成為當時政壇上壹位獨當壹面、身系國家安危的重要人物。但就是這樣壹位偉大人物，他的籍貫問題卻長期眾說紛紜，目前，高適的故裏主要有河北景縣、河北滄縣、河北鹽山、河南洛陽等四種說法。那麽，唐朝著名邊塞詩人高適的故裏到底是哪裏呢？
壹、河北景縣說。其依據是唐末五代時期後晉劉昫等人編著的《舊唐書·高適傳》，書中記載：“高適者，渤海蓨人也。”蓨縣即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景縣。
渤海是漢代的郡名，後漢時蓨縣屬渤海郡；隋朝廢渤海郡，蓨縣屬觀州；唐朝廢觀州，蓨縣屬德州(故治在今山東陵縣)，後來又先後改屬冀州、景州，近代廢府、州為縣，景州改稱景縣。由此可見，在高適生活的年代，早已沒有渤海郡了，而且蓨縣也早已成為德州下轄的壹個縣。那麽《舊唐書》為什麽還稱高適為“渤海蓨人”呢？
原來，這裏的“渤海蓨人”並非指高適的籍裏，而是就高氏的“郡望“而言。“郡望”是壹個姓氏的名門望族所在地。“渤海蓨縣”就是天下高姓人的郡望。唐朝人非常重視郡望，正如《新唐書·高儉傳》所言：“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當時壹說起高氏，人們自然也就會想到 “渤海蓨縣”。 唐朝文學家韓愈本是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但卻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也是因為昌黎是韓姓人郡望的緣故。
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高氏出自姜姓。齊太公(即西周姜太公，亦稱姜尚、呂尚)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公子高的孫子高傒即以“高”字為氏，成為高氏始祖。後漢時期，高傒的二十五世孫高洪任渤海郡太守，全家遂定居於渤海蓨縣，其後裔人丁興旺，很快成為郡內最強盛的家族之壹，並形成漁陽、遼東、廣陵、河南等多個支系。這就是後世天下高姓的主流，即“渤海高氏”。因此隋唐前即有“天下之高出於渤海”的說法。
唐朝人喜稱郡望，乃是沿襲漢魏以來的舊習和風尚。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制度盛行，門閥制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按門第高下選拔與任用官吏。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 在門閥制度下，是否屬於某壹個名門望族，直接影響著壹個人的社會地位、前途命運、婚姻問題，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面坐次也嚴格有別。
在《晉書》《北齊書》《隋書》《新唐書》等正史中，高氏有官爵者有壹百四十多人，絕大多數都記為“渤海蓨人”，其實他們很多人的籍裏和出生地並不在蓨縣。隋朝宰相高穎身上有著鮮卑人的血統，不是純正的漢族人，但為了顯示其出身名門望族，他便也“自雲渤海蓨人” （見《隋書·高穎傳》）。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
由於“唐人好標郡望”，友朋間也常常以郡望相稱，以致官方修史時也不詳細考辨人物家鄉籍裏，姑且題署郡望了事。時風所在，這竟成為當時修史的壹項“原則”，從而造成了歷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頗為不滿，他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時，因為李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竟指責劉知幾違背了寫史原則，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隴西成紀人”。
對於高適的籍裏，前人早已作出辨證，《四庫全書總目》卷壹四九《高常侍集》提要中指出：“考唐代士人多題郡望，史傳亦復因之，往往失其籍裏。”這已經說得很明確了。到了北宋年間，史學家歐陽修、宋祁等人撰寫《新唐書》時，覺察到《舊唐書》存在的這壹問題，於是經認真考辨，確定高適為“滄州渤海人”，擺明了就是不承認高適的籍貫是“渤海蓨縣”。
二、河北滄縣說。《新唐書·高適傳》記載：“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新唐書》斷然摒棄了高適籍裏在蓨縣（即河北景縣）的說法，但同時也帶來壹個新問題，那就是，滄州和渤海又是什麽關系呢？
據史籍記載，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孝明帝設置滄州，到唐朝時，其行政區域大致相當於後漢渤海郡所轄地區，統領南皮、鹽山、東光、樂陵等十二縣，但不包括蓨縣，因為此時蓨縣歸德州統領。
如果《新唐書·高適傳》中所說的“渤海”是郡名，那麽與“滄州”其實指同壹地域，屬同地異名。但《新唐書》把不同時代代表同壹地區的古今兩個地名混合在壹起說，實在有些不倫不類，令人不知所雲。如果《新唐書·高適傳》中所說的“渤海”是個縣名，在高適生活的時代，還真有壹個渤海縣，但當時屬棣州管轄，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山東濱州壹帶，跟滄州並無關系。
正因為看到了《新唐書》記載高適籍貫的矛盾和混亂，所以後來很多學者幹脆把高適直接記為“滄州人”。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說：“高適，字達夫，滄州人。”明代陳循等編纂的《寰宇通誌》卷二說：“高適，滄州人。”明代天順年間編纂的《明壹統誌》卷二：“高適，滄州人。”明代淩迪知的《萬姓統譜》卷三十二：“高適，字達夫，滄州人。”
宋代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二十《滄州人物》雲：“唐高適，玄宗時舉有道科，官至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直接把高適列為“滄州人物”。萬歷《滄州誌》卷四、康熙《滄州誌》卷八、乾隆《滄州誌》卷九、民國《滄縣誌》卷八皆謂高適滄州人（這是歷代州誌中的記載）。嘉靖《河間府誌》卷二十、萬歷《河間府誌》卷十壹、乾隆《天津府誌》卷二十八《文苑》均謂高適滄州人（這是歷代府誌中的記載）。
需要予以說明的是，明朝嘉靖和萬歷年間的兩部《河間府誌》均屬地方官修。當時滄州、景州（景縣的前身）均隸屬河間府管轄，編纂者對高適的籍裏在滄州還是在景州需要作出抉擇，最後他們舍棄了景州，選擇了滄州。到了清朝乾隆初期，此時滄州（包括南皮、鹽山）已經劃歸天津府，高適也隨之“劃撥”出去，進入了《天津府誌》，而乾隆版的《河間府誌》也就沒有再收錄高適。
即使在文學作品中，記載高適為滄州人的地方也比比皆是。
明末清初詩人方文（1612—1669）有《滄州飲馬倩若參軍》詩：“暮秋曾過此，轉眼又新秋。雨宿署齋冷，三年官況愁。酒深雞易唱，風急雁難留。借問高常侍，如今有後否？（原註：唐高適，滄州人。）”（《塗山續集》之《北遊草》）
清初詩人施閏章（1618—1683）《舟泊滄州登毘盧庵》詩雲：“僧廬依斷岸，物色占滄州。……借問高常侍（自註：唐高適，滄州人），何人識故丘？”（《學余堂詩集》卷二十六）
康熙年間詩人汪繹（1671—1706）《滄州為高達夫故裏》詩：“生計都歸南畝田（高適的詩句），詩篇清絕到今傳。拋官我亦尋詩去，還早先生二十年。（舊唐書謂“達夫年五十始學為詩”）”（《秋影樓詩集》卷六。
由此可見，古今眾多的專家學者對高適是滄州人這壹說法基本無甚分歧。但是，因為滄州治所（即州政府所在地）在滄縣，所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文學史》（1962年版）認為，“高適是滄州渤海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滄縣。”
其實，這樣的認定是很勉強和武斷的。滄州的治所在滄縣，高適就成了滄縣人；如果某人是山東人，難道他就壹定是省會濟南人嗎？中國的首都是北京，那麽任何壹個中國人，就都可以說是北京人了。顯而易見，這樣的推斷邏輯是很成問題的。
三、河北鹽山說。
高適是滄州人的說法，古今學者是比較認同的；但滄州畢竟是壹個很寬泛的概念，高適籍裏的具體位置仍是個疑團。蓨縣（即景縣）在歷史上曾先後歸屬觀州、德州、冀州、景州管理，跟滄州從無隸屬關系（新中國成立後曾短暫屬於滄縣專區），所以首先被排除在外。滄縣作為滄州的治所，也不必然是高適的籍裏，前面已有論述。那麽，具體來說，高適的籍裏到底是滄州的哪個縣、鄉、村呢？
其實，這個問題前人早已給出答案了，那就是原屬南皮，今屬鹽山的夜珠高村。雍正《畿輔通誌》卷五十三記載：“高適故裏，在南皮縣東南六十裏，今改夜珠高家。”嘉慶《大清壹統誌》卷十七：“高適故裏，在南皮縣東南六十裏。”雍正《畿輔通誌》、嘉慶《大清壹統誌》都是國家最高政府官修的史籍，學術認定應具有權威性。
雍正《長蘆鹽法誌》附錄援證卷十《古跡·甘井》，謂在高適故裏，今稱夜珠高家。乾隆《天津府誌》卷十壹《古跡》、光緒《重修天津府誌》卷二十四《古跡》，皆稱：“高適故裏，在南皮縣東南六十裏，今改稱夜珠高家。”
康熙《南皮縣誌》卷壹《古跡》：“高適故裏，在東南六十裏，今名夜珠高家。”卷七《人物?文苑》：“高適，字達夫，滄州南皮人，居夜珠高家莊。”光緒《南皮縣誌》卷壹《古跡》：“高適故裏，在東南六十裏，今名夜珠高家。”卷十壹《人物》中收錄有高適。民國《南皮縣誌》卷十三《故實誌?古跡》：“高適故裏，城東南八十裏，今名夜珠高莊。”卷九《文獻誌?文苑》收錄有高適。
南皮詩人張芝郁（嘉慶十八年舉人）有《高適故裏》詩（見《南皮詩鈔》卷五），其題下自註：“在縣東南六十裏，今名夜珠高家。”民國時期著名方誌專家賈恩紱（fu），在《鹽山新誌》卷二十六《金石》篇中也提到了南皮夜珠高村是高適故裏。今人傅希克《高適藉裏求是》（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03期也認為，高適籍裏應是唐滄州饒安（今河北省鹽山縣夜珠高村），而不是河北景縣。
當然，古代的“南皮”、“鹽山”與今天的“南皮”、“鹽山”行政區域不盡相同。“滄州”與 “滄州市”也是兩個時空不同的概念。這是在辨析高適的籍貫問題時需要特別提請大家註意的。
明朝初年，蓨縣歸屬景州管轄，並且是景州的治所即州政府所在地。當時景州屬於河間府，下轄吳橋、東光、故城三縣。清代分河間府東半部設置天津府，並讓景州下轄的三個縣直屬河間府，這樣壹來，景州就成了壹個光桿州。民國二年（1913年）廢府、州為縣，景州改為景縣。這就是今天衡水市景縣的由來。
高適籍貫的滄州、景州（即景縣）之爭，其實說到底就是新、舊《唐書》之爭。首先，《新唐書》之所以重修，就是因為看到了《舊唐書》存在的這樣那樣壹些問題，新舊《唐書》之間的差異，正是兩個學術班底修史理念以及掌握文獻資料的不同。其次，南皮在歷史上曾有過兩次劃歸景州，而《舊唐書》編纂時，正值五代後晉時期，南皮恰恰歸景州管轄；而北宋年間歐陽修等人編纂《新唐書》時，南皮又重回了滄州。因此說高適的籍裏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壹段時間屬於景州管轄，與高適是滄州南皮夜珠高村（後劃歸鹽山）人的說法應該並不矛盾。
在研究梳理歷史文獻資料的同時，筆者也曾到高適故裏夜珠高村實地探訪過有關情況。夜珠高村位於現在的鹽山縣城西南七十華裏漳衛新河北岸，今屬聖佛鎮。相傳村南有壹片松林，林中有壹野豬，兩眼放光，猶如夜明珠，於是借當地望族高氏的姓，取名夜珠高。村中原有壹高氏祠堂，祠堂門柱的對聯“漢朝以來是老戶，饒安城西故人家”（饒安是鹽山的舊稱），據傳就出於高適之手。村東有高氏祖墳，占地二十四畝，有石碑數塊，據說高適即葬於其中。據《高氏族譜》記載，高適的兒子名叫高文舉，曾任大學士；孫子名叫高堂，任戶部員外郎；高堂的兒子高光道，任六合知縣。
四、至於河南洛陽說，古今史籍向無記載。此種觀點的提出，乃是當代幾個學人通過研究在洛陽出土的幾方墓誌，進而證實墓誌的主人就是高適的家人和族人。既然這些人死後都葬在了洛陽，那麽高適是洛陽人必然無疑。
高適家族的墓誌，自二十世紀初在洛陽便陸續有所發現，按照出土先後順序，依次為《高岑（cen）墓誌》《高琛（chen）墓誌》《高琛夫人杜蘭墓誌》《高嬇（kui）墓誌》《高崇文玄堂記》《高逸墓誌》，***計六方。
《高嬇墓誌》碑文摘要如下：“夫人諱嬇，渤海蓨人也。……曾祖子□，皇朝（指唐朝）宕州別駕；祖偘（kan），左衛大將軍；父崇文，韶州長史。……年十三，歸我朱氏。……嗚呼！享年不永，以開元十壹年（公元723年）六月廿二日遘疾，終於洛陽縣界毓財裏之私第，春秋卅有七。”（《大唐前益州長史成都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誌文並序》）
因為《舊唐書·高適傳》記載：高適“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對照《高嬇墓誌》，有人考證出，唐朝前益州長史成都尉朱守臣故夫人高嬇是高從文（墓誌中記為高崇文）的女兒，也就是高適的姐姐（比高適約大十四歲）。其祖父是唐高宗時名將高偘，其曾祖佚名，曾任宕州別駕。
從其它幾方墓誌裏，還發現高適的父親高崇文有兩個哥哥高崇德和高崇禮。崇德的兒子叫高琛，高琛的兒子叫高逸；崇禮的兒子叫高琮（cong），高琮的孫子叫高岑。這樣就構成了高適家族的壹個比較完整的世系。
但筆者卻壹直不敢確認這幾方墓誌的真實性。
高適父親高崇文的墓誌全文如下：“君諱崇文，字崇文，渤海蓨人也。春秋六十七，以開元七年（719）五月十壹日終於廣陵私第。以開元八年歲次庚申六月壬午朔廿五日景午，遷窆（bian，墳塋）於河南府洛陽縣平陰裏積潤村北原，禮也。夫人渤海吳氏合葬塋。”（《高崇文玄堂記》）
我們看到高崇文的墓誌文相當簡陋，僅有寥寥數十字，只記錄了最簡單的信息，這在已出土的唐朝墓誌中是極為少見的。高適作為死者已成年的兒子(二十歲左右)，並以文學見長，若其在父親落葬時，同意制作這樣壹方簡陋而草率到幾乎失去墓誌意義的玄堂記，似乎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高崇文的父親是唐高宗時的名將，聲威煊赫，墓誌文中也只字不提，這不僅不符合墓誌文體詳敘先世官爵以自矜的慣例，而且與高適家族其它幾方墓誌詳細鋪敘家世的文字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們可以拿高適侄孫高岑的墓誌文來做對照，其文如下（有刪略）：“府君諱岑，字柳奴，渤海蓚縣人。……隋左散騎常侍佑，公之五世祖。高祖諱偘，皇（指唐朝）左監門大將軍，遼東、隴右兩道持節大總管，謚曰威公，恩禮加也。曾祖諱崇禮，皇雲麾將軍左衛率府中郎將；祖諱元琮，皇遂州司戶參軍；皆以大名令德，可謂冠婚，振揚佳聲，克詔前烈。府君則司戶公之元子也。……豈期穹蒼昧鑒，不祿於陜府陜縣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三。嗚呼！才屈於壽命也，去貞元十四年閏五月五日，扶謢於洛陽縣平陰鄉五趙村邙山之陽。”（《唐故朝散郎前太子左贊善大夫高府君墓誌銘並序》）
這是壹篇比較規範的墓誌文，雖然在出土的高氏墓誌中不是最長的，但先輩的功德、本人的生平幾乎都寫到了，與他的叔祖、高適的父親高崇文的墓誌文明顯不同。只是這方墓誌也存在壹個紕漏，那就是所記世系前後矛盾，它先說“祖諱元琮，皇遂州司戶參軍”，又雲“府君則司戶公之元子也”，那麽高元琮到底是高岑的爺爺，還是高岑的父親呢？讓人壹頭霧水。現代有學者如南京大學教授周勛初先生、北大教授孫欽善先生直接把高岑判為高元琮的兒子，這樣壹來，墓誌文中高岑先輩的世系就給全部打亂了；如果高岑是高元琮的孫子，而墓誌文中絲毫不提其父親，也太有悖於壹般墓誌銘的寫法。為逝者做墓誌是壹件極其嚴肅的事情，《高岑墓誌》卻出現這樣明顯的錯誤，實在令人費解。
《高崇文玄堂記》和《高岑墓誌》存在的諸多問題，令其權威性大打折扣。退壹步說，即使這些墓誌是真實無疑的，也仍不能就此判定墓碑的主人就壹定是高適的家人和近親。
第壹，《舊唐書》上說高適“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而《高嬇墓誌》和《高崇文玄堂記》中記載的高適父親卻都是“高崇文”，雖然有學者認為“‘從’與‘崇’或由音同而誤”，但畢竟只是揣測之詞，缺乏確鑿證據。《舊唐書》上說高從文“位終韶州長史”，也就是說死在韶州長史任上，而《高崇文玄堂記》卻說“以開元七年五月十壹日終於廣陵私第”，說明高崇文去世前早已離開韶州長史任上了。後來高適曾去過廣陵（即揚州），但詩文中對父親居住和去世的這壹地點卻毫無感喟。
第二，高崇文去世於開元七年（719），春秋六十七，開元八年（720）遷回洛陽安葬（見《高崇文玄堂記》），而此時，高適正當二十歲左右，父子二人竟然相差了將近五十歲。在高適《別韋參軍》壹詩中，他“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可見情緒高昂、意氣風發，前往京城長安求取功名，自以為功名富貴唾手可得，此時完全看不到喪父期間的壹點悲戚心情。
如果說因為信息難通，高適離家時對父親的離世並不知曉，那麽在長安求仕受挫後，他很快就離開了長安，但 “許國不成名，還家有慚色”（高適詩《酬龐十兵曹》），他並沒有立即回家奔喪哀悼父親，而是客居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壹帶），壹呆就是三十年。再說，如果洛陽真有高適那麽多近親，父親的墳塋和親姐姐的家也都在那裏，前半生潦倒落魄的高適，為什麽竟壹次也沒有投奔姐姐或接受族人的照顧呢？高適流傳下來的二百多首詩中，竟然連壹首也沒有到過洛陽的記述。
第三，據墓誌文，高適的祖父高偘曾擒突厥的車鼻可汗，參加攻高麗戰爭，立下赫赫戰功，官至遼東道、隴右道持節大總管，安東都護，封平原君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威，陪葬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但《舊唐書》卻記載說：“適少濩（hu）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真不知平原君開國公高偘家族僅隔壹代，孫子高適就落魄到如此地步。高適是不是高偘的孫子，真讓人不可思議。
另外，在詩中高適還曾兩次提到自己的侄兒高式顏（《宋中送族侄式顏時張大夫貶括州刺史使人召式顏遂有此作》《又送族侄式顏》）及壹位曾任司功參軍的叔叔（《宋中別司功叔各賦壹物得商丘》）和任秘書郎的弟弟（《酬秘書弟兼寄幕下諸公》），但惟獨從來沒有壹處提到過墓誌文上的諸位兄弟侄孫，豈非咄咄怪事？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墓誌上的高崇文或許根本就不是高適的父親高從文，高適跟墓誌文中提到的高偘、高琛等人也並無關系，因此，高適是洛陽人的觀點也就沒了著落。
綜上所述，既然洛陽、景縣、滄縣都不可能是高適的籍裏，那麽高適是滄州鹽山夜珠高村人的觀點應該是最有說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