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詩歌
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在當時漢族人民和清朝統治者之間存在尖銳的民族矛盾的情況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遺民”詩人，他們有的直接參加抗清的政治、軍事鬥爭，甚至以身殉難。有的以流亡隱居或削發為僧保持氣節，誌行皎然。他們寫了不少表現民族大義、閃耀戰鬥光芒的詩篇。有的詩篇因受禁錮而失傳，但流傳下來的還是富有反抗精神的。這些詩人，主要有閻爾梅、傅山、黃宗羲、杜□、錢澄之、歸莊、顧炎武、吳嘉紀、王夫之、呂留良、屈大均、陳恭尹等。其中如顧炎武的詩，宗法杜甫,以寫易代之痛，詞意堅實，風骨勁健。王夫之的詩如正、補《落花詩》等，瑰麗奧衍，縱橫排□，寄托亦深。閻爾梅吊古詠時之作，抒發黍離之悲,感情強烈。錢澄之詩題材較廣,抒寫故國之思的作品激越蒼涼，描寫人民疾苦的詩淒急幽奧。吳嘉紀的詩在表現反清思想之外，又善用白描手法反映民生疾苦；他長期和貧苦的農民、鹽民生活在壹起，濱海人民所受天災人禍的煎熬，在詩中鮮明地留下了斑斑的血淚之痕。杜□詩清郁，歸莊詩綿麗，寫情都相當沈痛；歸莊《己醜元旦》詩：“不信江南百萬戶，鋤□只向隴頭耕。”對人民的反抗力量抱著充分的希望和估計，很能激發人們的鬥爭意誌。生年稍後的屈大均、陳恭尹兩人，崛起嶺南。兩人的詩中多悲慟亡國之作，也都寫得鏗鏘遒壯，兼具氣韻聲色之美。
以明臣而仕清的詩人，最著名的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稱“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龔鼎孳較少特色，也無甚影響。錢謙益聲名和影響都較大，他作詩反對明人的偏激，力掃前後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他兼取唐詩及宋、金諸名家之長，才藻富贍,在明季的作品,已顯露能夠挽詩壇衰勢的氣概；入清後的詩，哀思明室，托興更深。因為他以明臣仕清，論者曾譏其矯飾。錢謙益是常熟人，所以又被稱為“虞山詩派”的領袖。此派詩人還有他的學生與後輩馮班、馮舒和錢曾等，他們的詩風格並不同，成就也不高。吳偉業以“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筆，寫晚明史事及興亡、身世之感，“韻協宮商，感均頑艷”,他的七言歌行,《四庫全書總目》評為：“格律本乎四傑（初唐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有很大的感染力，影響也大，在詩歌史上有創新意義。他是太倉人，又被稱為“婁東詩派”的領袖。不過周肇、王揆、許旭等“婁東十子”的詩，走明朝王世貞等“後七子”的老路，並不能寫出吳偉業那樣的歌行。
康熙、雍正時期詩歌
主要生活於康熙、雍正兩朝的應試出仕詩人，有所謂“南施北宋”兩家。施指施閏章，詩學唐代的王、孟、韋、柳，以“溫柔敦厚”著稱，樂府歌行有壹部分能反映現實生活；宋指宋琬，詩學宋代的陸遊，兼師唐代的杜、韓，以“雄健磊落”著稱。不過“南施北宋”並不能代表當時詩壇主流，這時期的第壹流詩人應推王士禎。王士禎作詩提倡“神韻”，是清代“神韻派”的領袖，左右詩壇數十年。他擅長的七言近體詩，涵情綿邈而出以紆徐閑暇，善於融情入景，神韻悠然。他主要崇尚的是王維、韋應物壹派的“唐音”，在藝術上有新的特色；惟內容多屬模山範水、吊古抒情之類，是清詩進入“盛世”時期後反映社會矛盾的精神趨於淡漠的標誌。和王士禎齊名的朱□尊，是著名學者，作詩才力宏富，但獨創新貌不如王士禎。這時期的詩人，還有尤侗、彭孫□、梁佩蘭、吳雯等人，詩以疏暢雋永勝；有陳維崧、吳兆騫、田雯、張篤慶、馮廷□等人，詩以豪邁典麗勝。其中吳兆騫、陳維崧所作歌行有近於吳偉業的,他們雖不是太倉人,也被視為能得“婁東”法乳的健者。王士禎的甥婿趙執信，著《談龍錄》，對王氏的詩歌理論表示不滿，理論上的影響頗大；詩作“思路□刻”，也較多地面向現實，可惜意境往往涵蘊不深，成就並不大。這時期堪與王士禎並稱為第壹流詩人的，應推查慎行。查氏是清代學宋詩派成就最大的人。他的詩受蘇軾、陸遊的影響最深，用筆勁煉，運思刻入，不流於滑易。他講究音節色澤，又兼得唐詩的好處。趙翼《甌北詩話》說：“故梅村後，欲舉壹家列唐、宋諸公之後者，實難其人。惟查初白才氣開展,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賢之後。”《甌北詩話》於唐代只論列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四家，於宋以後只論列蘇軾、陸遊、元好問、高啟四家，於清代只論列吳偉業、查慎行兩家，由此可以略見吳偉業、查慎行兩家詩的歷史地位。這時學宋詩派中的著名詩人還有宋犖，他極為推崇蘇軾，他的詩作工力不如查慎行，但也有壹些佳作。
乾隆時期詩歌
主要活動年代在雍正和乾隆初年的厲鶚，著有《宋詩紀事》，搜羅廣博，對宋詩鉆研頗深，所作詩幽峭妍秀，工於煉字，五古尤勝，在學宋詩派中能夠別開生面，號為“浙派”領袖。乾隆朝的重臣沈德潛作詩註重“格調”，效法漢魏盛唐，少數篇章能反映現實，但多數作品具有濃厚的封建衛道氣息，較乏新鮮活潑的情致，他的詩被稱為“格調派”，他的選詩和詩歌評論的影響頗大。繼厲鶚而起的浙人錢載，他的詩在蒼勁俚質中別饒清韻，也能避開“熟調”,自具壹格,以生澀取勝。他的詩號稱學韓愈，但受宋詩的影響也很深。在“神韻”、“格調”、宗唐、宗宋各派詩歌流行之後，相仿相襲,清詩又逐漸形成新的窠臼。這時期的詩人,能開新格局的是袁枚和趙翼。袁、趙和蔣士銓合稱“乾隆三大家”。袁枚的思想在當時比較通達，論事論情，務求平恕,敢於菲薄崇古、泥古的觀念,沖擊沈德潛壹派所宣揚的傳統“詩教”。他作詩反對模擬，提倡自寫“性靈”。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新鮮之處。可惜創作態度不夠嚴肅，不少篇章境界趣味不高，陷於輕薄。趙翼也是學識博通、重視創新的人。他的五言古詩，說理詼諧，評論世事，常有精辟而進步的見解，很有特色。蔣士銓詩骨力的堅蒼勝於袁、趙，但創新不如。早年所作的《京師樂府詞》,比較別致,也有壹定的現實意義。袁、趙兩人，是清代“性靈派”詩的代表人物。除這三家外，鄭燮所作古詩如《私刑惡》、《逃荒行》、《姑惡篇》、《孤兒行》，繼承古代樂府詩的優良傳統,樸素生動,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較深厚。黃景仁是壹個早熟而短命的詩人，詩才極高。他的描寫社會不平和個人遭遇不幸之作,感情強烈,筆調清新,境界真切,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氣”，讀起來使人回腸蕩氣。鄭燮、黃景仁詩在重意境、重白描方面，和“性靈派”相近。這時期還有提倡“肌理”說的翁方綱，他把經史考據、金石勘研都寫進詩中，成為所謂“學問詩”。
乾隆以後詩歌
生活於乾隆後期和嘉慶時期的著名詩人有張問陶，他的七言律絕，佳句絡繹。張問陶也好談“性靈”，贊成袁枚論詩主張，可以算是“性靈派”的詩人。舒位、孫原湘和王曇，被認為是可以接踵袁枚、趙翼、蔣士銓的詩人。三人中，王曇詩比較粗獷。舒位、孫原湘詩多出入於李白、李商隱、杜牧諸家。孫原湘詩富於巧思，多艷麗語；舒詩才力縱橫，饒有奇氣。他們的創作傾向基本上還是繼承“性靈派”的，但比較起來，他們在詩壇的地位及作用，已不如袁、趙。從這裏，可以看出“性靈派”的影響已漸趨衰微的跡象。乾隆、嘉慶時期，詩人很多，在上述諸家之外，還應提到的有氣概豪邁、工於史的嚴遂成；以清迥為宗的姚鼐；□幽鑿險、詩中有畫的黎簡；格調秀雅、詞采妍麗的吳錫麒；筆勢奔放、語多奇崛的洪亮吉；不避粗獷、直抒胸臆的宋湘等等。但從總的趨勢看，其後期的詩歌創作，已逐漸走向下坡路。
道光、鹹豐時期，內外矛盾爆發，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進入了近代史的階段，清詩的發展也轉入壹個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