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的作品風格：
1、散文創作上，範仲淹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陳述時政，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
名篇《嶽陽樓記》，全文融記敘、寫景、抒情、議論為壹體，動靜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為雜記中的創新，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
2、詩歌上，範仲淹主張“範圍壹氣”、“與時消息”。
範仲淹繼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又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鐘嶸的“感物說”和“天人合壹”的詩學思想捏合在壹起，他認為，詩人創作的沖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壹氣”。
感於萬物並通過萬物體現出來。範仲淹的“與時消息”則繼承了劉勰的“為情而文”觀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
把政治教化和為情造文有機有機結合起來，範仲淹批判宋初詩壇的盲目模仿之風和無病呻吟之態，主張詩歌創作要忠於生活現實，符合時事，不為空言。
3、其詞作內容和風格豐富多樣，有直接寫艷情者，也有跳出艷情之外者，正是過渡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刻痕跡。
擴展資料：
範仲淹所處時代背景：
唐末五代，士風敗壞。宋代帝王“與士大夫治天下”，從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於士風的建設，最終形成了宋代知識分子新的精神風貌。
宋代“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演化為宋人“以文為貴”的思想意識，為宋代士大夫營造了新的生存環境，成為宋代士風轉變的時代文化大背景。
範仲淹註重個人品德的自我修養和完善，並在壹生的仕宦經歷中身體力行，最終歸納為“先憂後樂”的精神風貌。範仲淹憂患意識的來源主要來源於孔孟思想。
範仲淹在憂樂這對矛盾中，提出了“先憂後樂”的思想。這種憂樂意識是在吸收儒學的基礎上，弘揚發展後所作出的總結。範仲淹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明道二年(1033)，範仲淹在京城任右司諫。這年7月，江淮、京東壹帶旱災嚴重。範仲淹奏請朝廷遣使救災，仁宗皇帝置之不理。
範仲淹憤然質問：“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仁宗皇帝便派他安撫江淮，範仲淹所到之處開倉賑濟、減免鹽茶稅、禁民淫祀，回朝時還將百姓吃的烏味草帶回京城。
請仁宗傳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其憂民愛民之情可見壹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在被貶抑時，不以自身沈浮為意，仍不忘其憂國憂民之“癡心”。
“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宋史·範仲淹傳》言:範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壹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正是這種意識的最好佐證。
範仲淹則是從士人角度講不管個人處境如何，都要憂國憂民，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這可以說是中國史上對士人承擔社會責任的首次明確闡述，是士人高揚主體精神的充分表現。
是宋代知識分子積極參政、勇擔責任的典型體現。這也標誌著士人徹底從政治、經學附庸中解放出來，找回了個體的人生尊嚴和價值。
可以看做是對孔孟儒學的超越和發展。錢穆先生認為“宋代士大夫矯厲尚風節，既自希文啟之”，將範仲淹看做是開啟宋學的先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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