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自然的‘我’。這個‘我’本身有壹種孩子氣，也有夢、希望和恐懼。這個時期我寫的詩比較自然、抒情，使我在對鳥、對世界、對自己說話。接著是‘文化的我’。這個‘我’與當時能和我在精神上相同的‘我們’合為壹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我同時在汲取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營養。這個時期我寫的詩有很強的人的、心理的、甚至社會的色彩。我開始從人的角度評價這個世界。我註重對人說話。然後是‘反文化的我’，這個‘我’用反文化的方式來對抗文化對我的統治，對抗世界。這個時期我有壹種破壞心理，並使用荒誕的語言。此後我發現尋找‘我’、對抗世界都是在壹個怪圈裏旋轉。我對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興趣，放棄了對‘我’的追求，進入了‘無我’狀態。我開始做壹種自然的詩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達自己。我不再有夢，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