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誰搜集整理的

《詩經》的收集與整理 ——“采詩”、“獻詩”、“刪詩” 關於《詩經》的編訂問題，歷來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這樣壹個問題：如此眾多的詩人，如此漫長的年代，如此廣袤的地域，是怎樣將這些詩歌匯集在壹塊呢？又是誰把它們編訂在壹起而流傳後世呢？於是，在《詩經》研究史上，就出現了“采詩”說、“獻詩”說及“刪詩”說，試圖就以上問題作出確實的回答。 “ 采詩”說 漢朝的書籍裏就有很多記載。《漢書·食貨誌》記載：“孟春三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意思是說：春天來了，人們走出群居點到田間去耕作的時候，便有叫做“行人”的采詩官，敲著木梆子在路上巡遊，采集他們在耕作中唱的歌謠。然後把采到的詩歌獻給管音樂的太師，太師配好音律，演唱給天子聽。《春秋公羊傳》的註者何休又提出了壹種新說法：《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壹行而頌聲作矣”句註：“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註疏》卷十六）即男子滿年六十歲，女子滿年五十歲，沒有子女照管的，官府就給他們衣食，叫他們到民間采詩。所得的詩由鄉、縣、邑、國壹級級轉上去，最後演奏給天子聽。班固和何休都肯定有采詩的事，只是說采詩人不同。他們對采詩的事說得那麽具體，可能根據傳說或古代傳下的資料。不過後來的人在先秦的書籍裏卻找不到采詩者的活動記錄，所以對他們的說法都表示懷疑。 我們認為，采詩的事是應該有的。當時的民歌都是口頭文學，貴族文人的作品也沒有地方可供發表，如果沒有人采集，是不會集中起來的。又據古代史家的研究，采詩本是氏族社會的遺風，當國家制度形成以前，氏族或氏族聯盟的領袖需要從民歌中聽取本氏族中各家族對公***事務的意見，民歌的采集乃是民主的壹種補充手段。周王朝的統治者當是繼承了這壹制度，而設有采詩官或采詩的人，“采詩以觀民風”。采來的詩歌都要通過樂師的演唱，才傳於天子之耳，這樣，詩歌都集中到樂官的手中了。 “ 獻詩”說 周代公卿列士獻詩、陳詩，以頌美或諷諫。《國語·召公諫弭謗》：“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又《晉語六·厲公》說：“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襖於謠……。”都說到天子聽政，叫朝中大小官員獻詩諷諫。在《左傳.昭公十二年》裏還記了壹段獻詩的故事：從前周穆王想周遊天下，要讓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有他的車轍馬跡。於是祭公謀父就作了壹首《祈招》之詩，勸阻了穆王，穆王接受了他的意見，才沒有因出遊而招禍，最後平安地死在宮裏。我們從詩三百篇的實際情況看，“獻詩”的事是確實存在的。此外，各國諸侯也要向周天子獻本國歌謠。《禮記·王制》篇說：“天子五年壹巡守，……命大（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見《禮記註疏》卷十壹）這種“陳詩”實際上也是獻詩的壹種形式。公卿列士所獻之詩，既有自己的創作，也有采集來的作品。 “ 刪詩”說 采來的詩和獻上的詩是很多的，是誰由眾多的作品中選出三百篇編訂成書呢？這個問題，最早提出的是漢代的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東漢王充《論衡·正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其重復，正而存三百五篇”。 這是說孔子在三千多篇古詩中，以禮義為標準選出了三百零五篇，其他那些重復的、不合禮義的都刪去了。這就是影響後世的著名的孔子“刪詩”說。雖然有不少學者尊崇相信這個說法，但也有不少學者對此表示懷疑，其中較著名的人有朱熹、葉適、朱彜尊、崔述、方玉潤、魏源等人。他們提出了很多反對“刪詩”說的理由，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有下列幾點： 第壹，孔子自己及其門人弟子都沒有說過“刪詩”的事。壹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他自己只講過正樂，而且孔子已經反復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 第二，《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公子季劄到魯國觀周樂時，魯國樂工演唱的十五《國風》及《雅》、《頌》各部分，與今本《詩經》完全壹樣，而這時孔子還不滿十歲（約8歲），根本不可能刪《詩》。可見，在孔子以前《詩》三百篇就已經定型了。 第三，根據《論語》等書記載，孔子是嚴守“禮義”這個原則的，而且多次對鄭、衛之音表示反感，要廢黜這兩種樂歌。孔子曾罵過“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主張“放鄭聲”，但《詩經》三百中仍然保存著鄭、衛之風。如果孔子刪詩，肯定會刪去的。可見，說《詩經》由他刪選而成，則是不可信的。要之，《詩經》的編定，應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 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於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於《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孔子還提出“詩毋離誌”、“樂毋離情”、“文毋離言”的三條準則。這些，對《詩經》的流傳、學習、研究都起了重要作用。孔子刪詩雖不足信，但孔子“正樂”卻是真的。“正樂”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周王朝的禮樂制度，有守舊的壹面，但對保存這個詩集的功勞應該給予肯定。 第四，在當時要掌握全國各地那麽多詩歌，只有周太師才有條件做到。周太師壹方面用詩來教貴族子弟學習；壹方面又選壹定數量的詩歌公布到諸侯那裏去，供諸侯及士大夫學習，準備在外交場合用來“賦詩言誌”。而孔子在當時正不得誌，“若喪家之犬”，他能掌握那麽多詩歌嗎？就算能掌握，而且刪了詩，能使各國士大夫都信從他嗎？ 以上四點是比較有力的理由，所以信之者甚眾。現代不信“刪詩”說者已占多數。 但《詩經》畢竟是經過壹番整理編輯工作，才會有今天這個面貌的。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壹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裏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最後經國王審定，發布全國。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壹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制作樂歌，並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壹，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 但整理編輯人是誰呢？根據現有的資料，目前學者們都推測是樂師編的，我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因為，當時的各諸侯國以及朝廷的太師和樂工是詩的保存者，他們有條件去編選。同時，他們又是詩歌的配樂者和演唱者。從各地采來或獻來的詩歌往往形式、字句、聲韻不壹樣，這也得樂師們加工整理壹番，不懂樂律的人是很難做到的。在孔子以前還沒有私人辦學，是所謂 “學在官府”的時代。教師往往就是由樂師來擔任。他們為教學的需要編個選本也是理所當然的。貴族子弟學會三百篇左右的詩歌，在當官以後大概也就夠用了。同時，由於宴會“賦詩”是官員們點曲子叫樂工演唱的，所以樂工也需要壹個比較固定的底本，唱得爛熟，才能做到隨點隨唱。因此，可以說，《詩》三百既是樂官們編的教材，又是自用的壹個節目單和樂歌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