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葉聖陶接受中國***產黨的誠懇邀請，乘船從上海繞道香港秘密赴華北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商建國大計。與他們同行除了宋雲彬、傅彬然外，還有二十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如柳亞子、陳叔通、鄭振鐸、曹禺、馬寅初、王蕓生等。葉聖陶在1981年回憶說：“（當時）大多數人都年過半百，可是興奮的心情卻還像青年。因為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中國即將出現壹個嶄新的局面，並且認為，這壹回航海絕非尋常的旅行，而是去參與壹項極其偉大的工作。至於究竟是壹項什麽工作，應該怎樣去做，自己能不能勝任，就我個人而言，當時相當模糊的”。
4月8日，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正式成立，葉聖陶出任主任委員。當時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人員非常有限，人數最多的國文組專職成員只有宋雲彬、朱文叔、金燦然、蔣仲仁等幾個人，另外聘請了魏建功和孟超作為“兼職”。葉聖陶四處物色人才，到1949年10月，才招募到13個人。他在日記中記載“（10月16日）下午，國文組全體開會，今有十三人矣。就業務方面漫談，及於分配工作。”要知道，這個“國文組”要面向全國，主管全國大、中、小學和師範的“國文”教科書，十三人怎麽能忙得過來呢。所以，那些日子，葉聖陶是見縫插針，只要壹點時間就用在教科書的編審和修改上。
值得註意的是5月21日的日記壹則：
“請壹小學教師周女士來，為我們誦讀高小國語第壹冊，正其國語詞匯及語調之失。此事余久已存心，迄未試過，今語同人，俱以為然，乃得實行。唯周女士雖久居北平，而語感不甚強，且不甚了解我人之旨。以後當請建功為之。”
盡管非常繁忙，當葉聖陶仍然沒有放棄在教科書編寫手段上做出壹些新的探索。他壹向主張語文課文要能誦讀，認為只有“誦讀”才能傳達出“語言的節奏和情趣”，“必須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語言”才適合“誦讀”。如果文字本身是生打硬造的語言，是有骨骼沒有血肉的語言，誦讀起來就會覺得“不順”，不像個語言。所以，他嘗試請口語標準的人士來誦讀國語課文，讓編輯們壹起來聽，以糾正課文的語調和語匯可能存在的問題。這種有益的探索，對於後來人教社教科書文風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
葉聖陶也親身參與了建國初期國家出版總署的醞釀與籌備。在1949年9月25日日記中他說：
“驅車至東總布胡同十號，應愈之之邀集談。政府即將成立，愈之殆將為出版總署之署長。署設兩局，編審局與出版局。編審局中，愈之兼署長，與與胡繩副之。局分教本、壹般讀物、通俗讀物、時事讀物、翻譯等處，而以余長教本處。”
到1949年11月1日，出版總署正式成立。
?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出版事業也是壹樣。當時，占全國出版業生產總量3/4的是私營出版業，例如民國年間曾經世界聞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都在此列。然而由於新舊社會的交替，這些從舊中國沿襲下來的私營出版機構發生了種種困難，生意清淡，難以為繼。所以，出版總署成立後，葉聖陶和其他負責人根據中***中央“出版工作需要統壹集中”的指示，對私營出版業進行整頓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它們搞公私合營，以解決新中國初期新政權出版能力不足的困難。
? 從1949年年底開始，胡愈之、葉聖陶等人領導下的出版總署先後對商務、中華、開明、世界、大東、榮寶齋等壹批私人出版企業進行了公私合營的改造。葉聖陶日記中記錄，1950年，他與出版總署領導們商量對商務印書館等機構的致助之方，“時，商務印書館瀕於紆爛。9月12日，與李小峰、舒新城談北新書局、中華書局事。9月26日，與胡愈之、謝仁冰等人議改革商務印書館事。10月9日，與有關人員討論商務印書館改革委員會之組織與人選。10月19日，赴榮寶齋之謝宴。‘時，榮寶齋營業不振，欲將歇業。出版總署投資壹億元，作為公私合營，尚開維持，重行開張之期，特設宴謝客。11月25日，與胡愈之、邵力子等人***商三聯、商務、中華、開明、聯營五家組織聯合管理處事。”1954年，“2月19日，在出版總署開署務會議，討論公司報社雜誌社收登公私合營事。2月19日，在出版總署開署務會議，討論公營報社雜誌收登出版業廣告之辦法。……4月2日，開署務會議，討論北京市改造私營出版社的計劃。8月21日，開署務會議，決定將私營地圖出版社改為公私合營，與地圖編繪社合並。”
? 從以上摘錄的日程安排中，可以看到葉聖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積極推進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出版總署還在積極著手建立和完善壹套新的出版體系，推進出版工作的專業化。除了建立專業的教科書出版機構——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外，他們還以原來解放區的新華書店和國統區的壹些進步書局為基礎，建立了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的人民出版社系統，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科學出版社、財經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農業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通俗讀物出版社等專業出版社。到1954年國家出版總署撤銷時，中央壹級的專業出版社已達三十多家。這之中，浸潤了葉聖陶先生大量的心血。
建國之初的出版總署為我國出版事業開創了嶄新的局面，也為出版事業的長遠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新中國成立到1954年，出版總署存在的這壹歷史階段，中國出版界起了戰略性的本質變化。這是以胡愈之、葉聖陶、周建人為代表的壹批精通出版事務又特別能戰鬥的出版家，在中國***產黨領導下創造的壹個輝煌的業績。
? 不得不說，建國之初的幾年間，葉聖陶肩頭的擔子是非常繁重的，工作量大得驚人。除去出版總署副署長份內的大量公務外，他還有文字改革委員會、《憲法》起草工作組等重要的政府兼職，但是他依然時刻不忘自己的另外壹個身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長兼總編輯。
? 在1949年至1953年這壹千多個日夜裏，他幾乎每天都要見縫插針地來審校教科書。就像葉至善所說，葉聖陶做了壹輩子的文字編輯，要是每天不提起筆來看看稿子，就似乎覺得這壹天沒幹什麽實事。所以，無論多麽繁忙，每天他都要擠出壹部分時間來審改人教社各編輯室送來的課本，不僅是語文，還有地理、歷史、生物和理化等各個學科門類。僅擇取1952年3月的幾則日記，可領略壹下他緊張的工作狀態：
二日
十時，開始修改方宗熙所編高中用《達爾文主義基礎》（即當時的生物課教材）之原稿。此稿本將付排，有同人謂總須壹看，乃決意以數日之力畢之。至於五點四十分，僅得二十余頁……
三日
到署即伏案續改方君稿。愈之（即署長胡愈之）室會談有頃即散……復伏案，夜間亦續為之，訖於九點。今日看稿五十頁左右。做了些實事，即覺此日並未空過，較為滿意。
四日
續改方君稿。上午九點，社中各組組長、檢查組員在我室開會。……繼之，復談各組教本之編寫修改工作，本月與下月為非常緊張之時期。余他無能為，唯願校讀各種新撰本之原稿，恒兩個月不間斷而已。下午仍改方君稿，迄於夜九點。墨（妻子胡墨林）對座，***壹燈，校閱校樣。
五日
竟日改方君稿。
夜九點，改方君《達爾文主義基礎》稿上冊畢。七八萬字，四天而畢，亦雲不慢。看稿較用心思，夜眠即不得酣，由此可知體力之衰。
? 葉聖陶強調編教材不能“撿到籃子裏就是菜”，要像蜜蜂吸取百花精化釀出蜜來那樣，吸取有關的各種教材的長處，融會貫通，不斷地推陳出新。他曾經在1962年給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的同仁們寫過壹封長信：“我嘗謂選文必不宜如我蘇人所謂‘拾到籃裏就是菜’，選文之際，眼光宜有異於隨便瀏覽，必反復吟誦，潛心領會，文質兼顧，毫不含糊。其擬入選者，應為心焉好之，確認堪的示學生之文篇。茍編者並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師好之而樂教之，學生好之而樂誦之？”“欲壹冊之中無篇不精，鹹為學生營養之資也。 ”這封信裏，葉老對語文教材的選文提出了嚴格要求，他提出選取的課文要教師樂教，學生樂讀，要做到這壹點，選者必須先“心焉好之”。文質兼美的文章，由於主題性質，程度深淺、行文特點的不同，並非都是樂編、樂教、樂學的，如果學生不感興趣，文章再好也收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他還指出選文要“壹冊之中無篇不精”，篇篇都含有高營養成份，理想的好課本，是不應該有毫發之憾的。
葉聖陶不僅僅關心語文教科書，對理科教科書的文字同樣有著嚴格的要求，他每年都會重點抽審每個學科的至少壹種新編教材。幾乎每壹個五六十年代的人教社編輯都有這樣溫暖的回憶，葉老把每個編輯室的人都叫去他辦公室團團圍坐，拿出貼滿小紙條的審校書樣，逐條交換意見。他對於課本語言的“口語化”非常重視，也非常強調語法、修辭和邏輯。比如，他認為在同壹個句子中，不能既用“因為”又用“因此”，因為“因此”中的“因”字就是“因為”。他還要求數理化等理科課本讀起來也要瑯瑯上口，最好少用壹個字的詞，如用“為了”代替“為”，用證明代替“證”，把“為證”改寫為“為了證明”。他非常反對在教科書行文中的“文白夾雜”，要求用現代漢語敘述課本，避免使用“亦”“故”等文言詞匯。
葉聖陶對於課文的選取有著極嚴格的標準，他認為“絕不宜問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質兼美為準”。人教社語文教材的選文，每篇文章都經過編輯人員推薦和集體討論，再由室主任審定，最終送葉老審定，十篇能肯定五篇就不錯了，獲得肯定的文章，送回來時也總是貼滿小紙條，上面是葉老的修改意見，字體工整，連壹個標點也不馬虎。在人教社曾經入選的課文中，對諸如朱德、郭沫若等領導人的詩文都曾進行過修改。如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入選課本時題目被改為《天上的街市》。
有壹些課文需要動大手術，就由葉老召集修訂會***同商定，修改壹篇文章往往要好幾天。例如法國小說家都德的名篇《最後壹課》，早在二十年代就有胡適等名家的譯本，50年代選入人教版教科書時，葉老決定要進行重新修改、打磨。於是他召集了中學語文室的幾位負責人和責任編輯，還有兩位語言專家，壹位精通法文、壹位精通普通話。讀過壹遍課文後，先請精通法文的編輯對照原文，品評文句是否準確，再由大家推敲，對文句進行修改。經過調整的句子還要請精通普通話的編輯品評是否附合語言規範和習慣。這樣通過“三關”，最後由葉老裁定。氣氛和諧而熱烈，這樣的修改不僅有效地提高了文章的表達質量，而且參加者都深深受益。
葉聖陶壹直十分倡導“開門編書”，要求編輯人員經常下到教學壹線做調查研究。他自己也帶頭到各地的大中小學視察，講課，與師生座談。僅1962年2月至5月這幾個月中，他就連續去北京的景山學校、二龍路中學、豐盛學校，與三校教師壹起備課、聽課、講課達14次之多，每次聽課後，他總要“略陳鄙見，以備參考”，在壹封信中，他寫到：“年來常與景山、二龍路、豐盛胡同三校的語文教師接觸，時往觀授課，頗感教師增加本錢，最為切要。”對於來自各地師生對教材的意見，他也十分重視。凡是有信直接寄給他的，他讀後總是立即作答。或肯定所提意見，轉請編者研究修改；或解說課本原意，來信意見就留做參考。
作為新文化運動以後最早進行白話文創作的重要作家之壹，葉聖陶的作品早在民國時期就大量入選中小學教科書，被無數青少年視為白話文寫作的範文。五十年代中期，隨著大批幹部補充到人教社，葉聖陶做為壹社之長的行政壓力減輕了壹些，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他擅長的編輯業務上。工作之余，他又開始拿起久違的“文學創作”之筆，寫詩歌、寫遊記散文 ，同時也不忘為千百萬少年兒童創作壹些新作品。根據葉老之子葉至善回憶，1955年的5月，葉聖陶先生偶為小學語文課本試作兒歌，夜得《小小的船》壹首。他在日記上說：“自以為得意，錄之：
彎彎的月兒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兒兩頭尖。
我在小小的船裏坐，
只看見閃閃的星星藍藍的天。
之後還有壹段批註：“多用疊字，多用ㄢ韻字，意極淺顯，而情境不枯燥，適於兒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開明編小學課本，即涉想及此，直至今日乃始完成。”葉至善說：“兒歌僅四句，三十七個字，卻在日記上自批自誇，寫下了五十多字的跋，可以想見父親那天夜裏反復吟哦的喜悅。”根據葉老自己的敘述，他為創作出這樣壹個題材的兒歌，反復醞釀了二十多年。盡管只有短短的四句小詩，他也不願意有絲毫的茍且和隨意。經典的生命力是可以經得住時光考驗的。《彎彎的月兒小小的船》這首兒歌，從1958年第壹次選入人教版小學語文教科書，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未“缺席”，壹直到今天。
大約從1955年開始，中學語文教育嘗試壹次大尺度的改革——文學和漢語分家。葉聖陶先生親自領導《文學》教材的編寫。初中第壹冊有個單元，按照教學要求應安排兩篇民間故事。但遍翻各種民間故事的集子，不是故事內容不典型，就是文字表達太淺薄，選不出壹篇合適的作品。無可奈何之下，大家決定自己撰寫，選擇了兩個題目：《孟姜女》《牛郎織女》。《孟姜女》起初由壹位編輯起草，但他擅長的是“五四”時期的學生腔，寫出來是這種味道：“那孟姜女外出尋夫，路過壹家客店，客店老板娘很好，殷勤招待。第二天，孟姜女上路。那老板娘看著孟姜女的背影想到，多好的姑娘，我要是個男子，也會愛上她”。大家看了都直搖頭，這實在不能作為中學課本的範文。葉聖陶先生不辭辛勞，主動重寫此篇。於是我們就有幸看到這樣的文字：
古代秦始皇時候，有個女子叫孟姜女，嫁個丈夫叫萬喜良，兩人感情非常好。可惜結婚才壹個月，官府就征萬喜良去當差，並且期限很緊，立刻就得動身。到哪兒去呢？北方荒涼地帶，去幹什麽呢？修萬裏長城。多長時間可以回來呢？誰也不知道。當時各縣各村都征人，人數成千上萬，萬喜良是其中的壹個……。
當時的《文學》課本主編之壹、文學史專家張畢來在筆記中對葉聖陶這些文字贊嘆不已：“這是多麽純潔的語言，多麽質樸的文風。是很好的文學教材，也是很好的語言教材”。與此同時，葉聖陶還執筆寫了壹篇他自己更為滿意的《牛郎織女》。他特別喜歡文中壹些帶有抒情性的語句，例如：“在雲霞滿天的時候，織女只能隔著小窗戶望壹眼，小窗戶能望見的能有多大呢？她常常想，人人都是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什麽好？沒有自由，又看不見什麽。她總想離開天上，到人間去，哪怕壹天半天呢，也可視見識見識人間的景物。”這些語句可以稱作葉老的得意之筆，也是壹般學生喜歡朗誦和模仿的佳句。
?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同年8月，以年齡到限為由，教育部宣布免去葉聖陶教育部副部長職務。作為兼職，他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壹職自然也隨之免去。因為周恩來總理特別囑咐：對於葉聖陶等人的安排，由國務院“直屬口”管理。因此，“文革”十年中，葉老未受到猛烈的政治沖擊，得以賦閑在家。
? “文革”結束後，葉聖陶受命先後擔任了民進中央主席、中央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政務相當繁忙。但是，他依然十分關心人教社的工作和教科書的編寫。1977年，中央重啟中小學教材的統編工作，聘請葉聖陶先生擔任教材顧問。盡管他的視力已經嚴重下降，依然堅持逐壹審閱人教社新編的中小學語文課本，並提出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人教社編寫語文課本，壹些重大問題也經常向葉老請教，壹些新選入課文的文章總要請葉老審閱。
葉聖陶的心隨時隨地都掛念著教材編寫工作，他經常給人教社編輯部去信，告知自己最近又看到什麽東西可以選為教材。比如，1979年初，葉老看到電視節目中播放了歌唱家樓黔貴演唱的壹首歌，意境和思想都好，就給當時小學語文編輯室主任袁微子同誌寫信：“昨晚電視節目有獨唱獨奏音樂會，有個節目唱《送茶歌》。我聽了想起這個歌或許可以做小語教材，因此建議設法把歌詞取來，仔細看壹看……”。
? 1985年教師節前夕，91歲的葉聖陶向社裏同事們致函問候，他深情地說：“ 離開人民教育出版社快滿二十年了。……回憶二十年前跟同誌們互相切磋的日子，我總想再到人教社看看，誰知壹再遷延，至今未能如願。幸好幾位老同誌常來看我，告訴我社裏正在忙些什麽，做些什麽新的探索。新出版的課本和圖書是經常送給我的，種類之多，方面至廣，的確都超過了以前。”他非常羨慕年輕的同事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恨不得自己再年輕起來，和大家壹起大幹壹場，“如果我年輕二三十歲，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樣，還在人教社和同誌們壹起工作，面臨這場偉大的改革，我們應該在那些方面著力呢？我想，中小學課本恐怕得修訂或者重編；從內容講，要剔去陳舊的材料，補充必要的最新的知識，還要註意各科之間的相互聯系和配合，避免重復和累贅；從方法講，要靈活地運用啟發式，避免呆板的註入式；從效果講，要做到讓老師便於教，讓學生樂於學。……”
1988年2月16日，葉聖陶先生那顆搏擊了94個春秋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哲人其萎，風範長存。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課程-教材-教法》雜誌上特別刊文，對老社長的辭世表達深切哀悼。
“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體工作人員無比沈痛地悼念我們敬愛的老社長葉聖陶同誌。”“建立負責全國基礎教育階段各科教學用書（包括教科書、教學指導書、教育學、心理學等有關學術性書籍）的專門出版社，是壹個創舉。這是我國特定的歷史發展條件下的產物。在舊中國，中小學教科書的情況，無論是思想內容，科學內容，程度標準，以至語言水平，技術水平各方面，都沒有統壹的要求，十分混亂。那種情況極不利於教育的健康發展，必須加以整頓。錯誤的，改正；不適當的，調整；有缺漏的，補充；多余無用的，刪汰。無疑，這項工作是異常艱巨的。聖陶先生以他從青年時代起逐步成長發展起來的先進思想，以他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和教科書編輯工作的深厚造詣和豐富經驗，以他忠於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崇高精神，挑起了新中國中小學教科書建設工作的領導重擔，為這項事業立下了卓越的功績”“當年，幾乎所有學科的教科書都是經過他壹字壹句修改過的。教科書的若幹章節，特別是語文教科書的許多課本至今仍在使用，其中凝結著他高超的語言藝術和對青少年的誠摯的關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人的根基是基礎教育，基礎教育事業中的重要壹環是教科書建設。今天四十幾歲到六十歲上下的不少人是從聖陶先生主持編寫的中小學教科書裏接受了基礎教育的；今天的兒童和青少年也大都見解地受到過聖陶先生的教育或影響。我們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國工作人員不僅以我們的沈痛之心悼念聖陶先生，並且願意代表直接學習過聖陶先生主持編寫的教科書的千千萬萬人向在教科書事業中辛勤耕耘了幾十年的聖陶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謝和沈痛的哀悼。”“聖陶先生壹絲不茍的嚴謹的治學精神，他對年輕人民主、平易、和藹、可親而又嚴格要求、真誠愛護的熱切心情，他要求我們萬萬不可誤人子弟，以至教科書裏不容許出現壹個錯字的諄諄教導，留給我們終身不可磨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