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來，詩便有“言誌”之說。所謂的“誌”從《尚書》的實際講應“是指作者的誌向抱負”（朱自清《詩言誌辯》），也就是壹種個性的主張。而在後世的社會實踐中，“誌”的內涵逐漸開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內涵，而個性化的含義越來越少。
魏晉之前的詩歌特點。從詩的起源上講我比較傾向於“詩起於樂”。這壹點從詩的節律特點就可以看出來。而歌、樂府詩則從實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證。正因為如此詩歌的音樂性就成了詩的先天特點。而中國詩的發展也壹直在遵循著這條暗線。看壹看詩、詞、曲的發展過程，哪壹個不與音樂有關呢？
西漢初，五言不盛，止於民間，士大夫多視作民間俚曲，不甚重視。後進於樂府，這才漸為吸納。也正因為如此，樂府詩中包含了許多民歌的氣息。其詩，天真率潔，不尚雕琢。辭風上自然古樸，保留了大量的民間語言。這對後世的詩歌影響頗大。
魏晉詩歌承接樂府余脈，但又獨有新意。首先是樂府風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詩轉變。另壹方面，文人詩由於吸收了民歌的精華，也開始擺脫漢賦的浮華氣，形成了壹種自然天成，個性飛張的風格。這方面成就較高，具有代表性，眾耳能詳的莫過於“三曹”父子。關於“三曹”其它文章說的很多，這裏不再多說。我只有壹點想說明壹下。曹氏父子不同於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詩人，但更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角。這種顯而易見的主角意識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這種主角意識使他們可以說旁人所不能說，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從裏到外都透著大氣。他的“悲涼”、“古直”（鍾嶸語）不是壹般文人的感嘆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裏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馬篇》中的遊俠與壹般文士的遊俠也大不相同，沒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邁不凡”（見《漢魏六朝詩鑒賞大辭典》）。而所有這壹切都是主角意識的深刻表現。在他們看來他們不只是在評說歷史，創造歷史的主體就是他們自己。
至於正始文學，則明顯具有文人氣的特征，但在表現個性上卻與建安壹脈相承。至若入晉之後，則漸少爽朗剛健的風骨。
魏晉風骨對後世影響，特別是唐代諸公大聲疾呼提倡“漢魏風骨”。李白的詩個性之強，近於魏晉，思想上也近於玄老。後人說李白有清談跡象，是有壹定道理的。杜甫被稱為“詩史”，在內容上更近於魏晉。而白居易文辭淺白、直率更是與魏晉有不解之緣。
再者，魏晉在形式上的發展也不容忽視。五言詩的形式擴大了詩的容量，使得詩的發展出現了壹個新的高潮。同時，五言詩也為詩的音樂化找到了壹種新的方法。盡管這在當時還並不成熟，但卻給後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詩的形式，使平仄音韻的變化更為豐富，也更具規律性。從更深層意義講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後世七言、律詩的產生，進而影響到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