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以後，北方離亂日甚，特別是內蒙河套地區居住的蒙古人，時稱套寇、套人等。因距陜北的榆林、神木、府谷、橫山、靖邊、定邊六縣較近，故不時入侵劫奪財物、糧食、人畜。為保邊境安寧，明政府在1474年修築了壹條東起府谷墻頭村的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計壹千七百余裏，橫跨陜北六縣的明長城，（與西起嘉峪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未能連成壹體），從此長城外則為蒙古族占據。雖有了這條長城（當地人也叫“邊墻”，又因此墻東從墻頭的紫城砦向西築起，故“墻頭”村因此得名），但並未能徹底阻止套寇的入侵（詳見另篇“府谷明代邊患”）。
清軍入關後，為防止蒙古族入寇榆林沿邊六縣，在明長城外劃出壹條寬五至六十裏的有沙地段和寬二至三十裏的無沙地段，由清皇室直接掌管，蒙漢均不得入內滯留的“禁留地”。
1693年，康熙第三次出征新疆的噶爾丹判亂時，親率大軍從山西大同經河曲縣過河，沿府谷墻頭村的“禁留地”壹路向寧夏西行。當看到長城內榆林六縣邊境漢民的貧苦和長城外的“禁留地”，因多年無人居住，林草豐茂，土地肥沃，再加地方官員的奏請墾放“禁留地”，以解邊民的生計困頓，康熙平叛回京後下令：讓窮困的榆林六縣及周邊漢民入“禁留地”墾種（詳見另篇“墾放禁留地”）。而後又因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期間，綏遠都統蔡成勛要求收回被漢民耕占的“禁留地”（包括土地、村莊、人口），與陜北沿邊六縣人民多次發生界址糾紛，因六縣人民極力反對、投訴，北洋政府最後只好承認既定事實（詳見另篇“陜綏界址糾紛”）。
“禁留地”墾放後，不僅榆林六縣人民就近隨時可進入墾種，而且也引發了附近山西州縣饑民的入墾，特別是府谷所處的地理位置因與山西的河曲、保德隔河相望，於是晉西北的忻州、五寨、神池、興縣以及河曲、保德等地的貧困人民也紛紛經由府谷湧入，這就形成了壹股走“西口”或稱走“口外”逃荒求生的人流。
所謂“口”，實際上是特指進出長城的壹些重要關口（均有軍隊駐守），因此把長城以北的地方稱“口北”，或“口外”。歷史上曾把河北境內長城各口，如喜峰口、張家口、古北口等統稱為“北口”，把山西境內的各口，如殺虎口、關河口、寺溝口等統稱為“西口”，以別於“北口”。因府谷還在山西以西，隔河的山西保德稱府谷為河西，而從府谷要進入“禁留地”，雖無大的關口，但也還有幾條小通道，這便是沿長城的黃甫、清水、木瓜、孤山、鎮羌五個堡寨（與關口的作用相同，明代均有駐軍）。這就不難理解，晉西北人為什麽把進入府谷明長城以北的“禁留地”叫“走口外”或“走西口”了。
二人臺《走西口》約在清鹹豐年間誕生，由山西忻州人（姓名無考，壹說由眾多出口的受苦人湊合編成）編寫的壹首民間小曲。它真實地反映了晉西北人民，迫於生計外出謀生的淒苦情景。因為到荒蕪人煙的“禁留地”，壹切都得從頭開始，要自籌口糧，要自搭窩棚或掏穴而居，要找水源，要開荒耕種等，其艱辛可想而知；有的為避孤獨還得搭夥***居，故又稱這些***居地為“夥盤地”或“夥場”。如府谷境內的明長城外，現就有古城鄉的周家夥盤，老高川鄉有高二夥盤等地名。
《走西口》既是晉西北的山西人編寫的，因此其原臺詞，女角壹出場就有名有姓清楚地唱出了她是哪裏人：“家住在太原，爹爹名叫孫鵬安，所生下壹枝花，起名我就叫孫玉蓮……”。男角出場後，又唱出了要走西口的原因：“二姑舅捎來壹封信，他說西口外好收成……好過那窮光景”。接著女角又叮嚀丈夫在過河時：“……坐船妳要坐船艙，妳不要坐船頭……”。這就明白地告訴人們，走西口的途中還必須要擺渡過河，而這河還不是壹般涉水就能過的小河，它就是山西與陜西之間的黃河。由此可知，從晉西北要走“西口”的故道就在府谷境內。因為從晉西北各縣要去榆林市區六縣這塊特有的“禁留地”墾種，捷徑的必由之路只有兩條，壹條就是從山西的河曲縣過河，徑府谷境內的墻頭村就可直接進入“禁留地”；再壹條就是從山西的保德縣過河，向北或向西，經府谷境內的五個堡寨進入“禁留地”。這就是被晉西北人民稱之為“走西口”的故道及其由來。
從康熙三十六年到同治年間，經過百多年的墾種，禁留地內新建了不少村落，人口也大量增加，這時的荒地早已墾完，土地也漸漸沙化，“禁留地”再也不是逃荒求生的救命地，就是居住在禁留地的人們遇到災年也難以溫飽。於是外來逃荒的人們又向更北的內蒙古包頭周邊旗縣、樹林召、後大套壹帶攬工（打短工）、受苦（掏甘草根）以求生存。這就是人們為什麽繼續把去內蒙的這些地方仍叫“走西口”的原因，這既是時代的變遷，也是歷史的演繹。
二人臺大約在清鹹豐年間形成，流行於山西河曲、陽高及內蒙的沙縣、托克托壹帶。府谷縣的二人臺是由麻鎮人在清末外出逃荒時從內蒙承傳回來的，後來逐漸傳播在黃甫、清水、古城、墻頭等村鎮，在陜西全省也僅在府谷北半縣流傳。二人臺的曲目約有二百多種，《走西口》是其傳統節目。因此把《走西口》說成是陜北漢子去銀川吃大米、白面，去大把掙錢則更是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