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懷天下、才華橫溢，而仕途坎坷是沈郁頓挫風格形成的基本原因。杜甫可以說是誌向高遠，但屢試不第，報國無門。杜甫有著顯赫的家世，其祖父杜審言，以五言詩著稱，是五言詩的奠定者之壹。其父杜閑曾任縣令、司馬等職，是世代仕宦之家。他七歲能作詩，九歲能臨摹虞世南的書法，詩文在十四五歲時已經小有名氣。可就是這樣壹個“神童”才子，仕途上卻很是失意。安史之亂爆發，盛唐轉衰，杜甫的命運也更加不幸。年過半百的杜甫顛沛流離，過著近似乞丐的流浪生活，最終客死他鄉。在兵荒馬亂顛沛流離，受盡苦難的杜甫看到了百姓更深的苦難，對現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三吏三別”真實地描寫了衰敗的唐朝縣吏、關吏、老婦、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動、語言，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現實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深重災難和痛苦，展示給人們壹幕幕淒慘的人生悲劇。
生活的磨難使詩人更能深入體驗社會現實，從而促成了沈郁頓挫的風格。但是無論遭受怎樣的苦難，杜甫的理想始終堅定不移，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身處貧境，仰人鼻息卻時刻抒發著自己的愛國情懷，憂國憂民。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灑，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首詩洋溢出來的喜悅之情躍然紙上，可是這種喜悅讓人感到心酸，能深深感到詩人為國事日夜憂慮的心情，如此高尚的愛國情懷是本詩打動人的真正原因。在這些人生苦難的描述中，壹方面，詩人對飽受苦難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對官吏給予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惡痛絕；另壹方面，他又擁護王朝的平亂戰爭，希望人民忍受苦難，與王朝合作平定叛亂民，這種復雜、矛盾的思想正是詩人憂國憂民的精神體現。
杜甫是壹位系念國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詩人。動亂的時代，個人的坎坷遭遇，壹有感觸，則悲慨滿懷。他的詩有壹種深沈的憂思，無論是寫生民疾苦、懷友思鄉，還是寫自己的窮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沈闊大的。他的詩，蘊含著壹種厚積的感情力量，每欲噴薄而出時，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養所形成的中和處世的心態，便把這噴薄欲出的悲愴抑制住了，使它變得緩慢、深沈，變得低回起伏。
例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先敘抱負之落空，仕既不成，隱又不遂，中間四句壹轉，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氣要爆發出來，卻又撇開個人的不平，轉入對驪山的描寫。由驪山上的奢靡生活，寫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平憤懣之情似乎又是要噴薄而出了，但是沒有，感情回旋，變成了“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的深沈嘆息。“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吾寧舍壹哀，裏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悲痛欲絕的感情看來似乎要難以自制了，但又沒有噴薄而出，“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戌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個人的悲痛變成了對於百姓苦難的深沈憂思，留下了無窮韻味。《夢李白二首》也是這種回環反復表達感情的很好例子，夢中見其來，又疑其真來；分明他已真來，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籠，定非真來；說他並非真來，又分明見其月色下的憔悴顏色。真真幻幻，表現的是濃到如酒的情誼，深沈低回，波浪起伏。《北征》、《洗兵馬》、《壯遊》、《同谷七歌》、《送鄭十八虔貶臺州司戶》、《秋興八首》都是這樣的例子。沈郁頓挫，是杜詩的主要風格。沈郁，是感情的悲慨壯大深厚；頓挫，是感情表達的波浪起伏、反復低回。
杜甫詩歌沈郁頓挫的風格中表現著詩人高度的愛國精神，不僅在文學史上，而且也在中國史上起著積極的教育作用。從杜甫詩歌中，我們能領會到“詩出於人”的道理，好詩是優秀的人格創造的。我為我國文學史上有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而感到由衷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