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屈原的生命意識對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
屈原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方面是時光飛逝、美人遲暮的時間緊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識。面對大自然的四季變換，能引發人類***通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對美人遲暮之感的抒發，代不乏人，歷久彌新。但是還沒有誰像屈原那樣面對時間飛逝而產生緊迫甚至恐懼的感受。
二、屈原文學作品中的愛國精神對後世的影響
屈原作為壹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詩人為後世所景仰。他那深厚執著的愛國熱情，在政治鬥爭中堅持理想、寧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對現實大膽批判的精神，給後世作家作出了示範。在《離騷》中有許多表現屈原拳拳愛國之心的詩句。
漢初賈誼在政治鬥爭失敗後，被貶謫長沙，當他經過汨羅江時，有感於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寫了壹篇很沈痛的《吊屈原賦》，壹方面對屈原進行悼念引屈原為知己；壹方面學習屈原的創作精神，對是非不分的黑暗社會現實做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
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更是對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記》中為屈原立傳，正確地肯定了屈原在歷史上的地位。
他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
《史記》是壹部歷史散文著作，它寄托著作者的理想，洋溢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這也正是屈原偉大文學精神的繼承。
兩漢以後，屈原精神在許多作家身上得到進壹步發揚。唐代偉大詩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視權貴，反抗現實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繼承與發展。
另外，中國歷代詩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壓迫的關頭，總是寫出慷慨激烈的愛國詩篇。還有許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時代，堅持理想，堅持鬥爭，不隱瞞自己的愛憎，甚至在政治鬥爭中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為中國古代文學史增添了光彩。這種偉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三、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
屈原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對後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特別是中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還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李白的詩篇，也是大量羅智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日月風雲等入詩，構成壹幅幅雄奇壯麗的圖畫。
四、新詩體的創作——騷體和新的詩歌樣式
對於楚辭作品來說，它不僅有某些現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於它除兩字頓的節奏外，大量地創造和使用了三字頓的節奏。三字頓節奏的出現，是四言詩可以向五、七言轉化的契機。
因此可以說，《楚辭》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詩歌作品，在它參差不齊的各種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詩的胚模，給後人以無窮的啟發。另外，《楚辭》創造了壹種新的詩歌樣式。
這種詩歌形式無論是在句式還是在結構上，都較《詩經》更為自由而且富於變化，因此能夠更加有效地塑造藝術形象和抒發復雜，激烈的感情。
就句式而言，《楚辭》以雜言為主，突破了傳統的四言句式。就語言描寫而言，楚辭善於渲染、形容，詞語繁富，很重視外在形式的美感，這為漢代賦體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楚辭》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氣質，主要表現為：感情的熱情奔放、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現、想象的奇幻等，通過幻想、神話等創造了壹幅幅雄偉壯麗的圖景。
五、端午節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約公元前339年—約公元前278年），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宜昌秭歸）人，是春秋時期楚懷王的大臣。屈原，名平，字原，但實際上他姓“羋”，並不姓“屈”。
相傳，屈原倡導舉賢授能，富國強兵，力主聯齊抗秦，遭到貴族子蘭等人的強烈反對，屈原遭讒去職，被趕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
他在流放中，寫下了憂國憂民的《離騷》、《天問》、《九歌》等詩篇。公元前278年，秦軍攻破楚國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國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終不忍舍棄自己的祖國，於五月五日，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之後，抱石投汨羅江自盡，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壹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章。?
屈原投江後，當地百姓聞訊馬上劃船撈救......。為了寄托哀思，人們蕩舟江河之上，此後才逐漸發展成為龍舟競賽。
百姓們又怕江河裏的魚吃掉他的身體，就紛紛回家拿來米團投入江中，以免魚蝦糟蹋屈原的屍體，後來就成了吃粽子的習俗。
擴展資料：
《楚辭》對後世的影響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壹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人興起以後，成為這壹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系；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家》）。
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制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並了長江中遊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
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壹，壹度有北取中原之誌。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
壹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壹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壹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匯，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
《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壹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征，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壹個方面。
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壹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蕩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壹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壹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壹部分。
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遊說，十分活躍。
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余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壹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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