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自幼研讀法家刑名之學，學成之後，來到當時的強國魏國，試圖大展雄才。魏國丞相公叔痤很賞識他，任命他為自己的家臣。但還沒有來得及向魏惠王薦舉商鞅，公叔痤就壹病不起。
這時，魏惠王來探病，問：妳壹旦過世，誰可以當丞相?公叔痤就說：“我的門客公孫鞅雖然年少，卻是壹個奇才，我死之後，大王可以讓他擔任丞相，魏國必然大治。”魏惠王聽後不以為然，所以含糊其詞。公叔痤看出魏惠王決不會重用商鞅，於是屏退左右說：“如果大王不用公孫鞅，就殺了他，不要讓他被別國所用，以威脅魏國。”這大概算是戰國時代的“人才觀”——要麽重用妳，要麽殺了妳。魏王許諾而去，壹出門就說：“公叔看來是病糊塗了，竟讓我把國政委任給壹個年輕小子，太荒謬了。”
魏王走後，公叔痤招來商鞅，實情以告，勸他趕快逃命。商鞅膽識確實不尋常，他沈著地說：“大王不能聽妳之言重用我，又怎麽會聽妳之言殺我呢?”
事實證明，商鞅是正確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沒有殺他——他根本沒有把商鞅當成壹個人物。
此時，地處西部邊陲的秦國，國勢日衰，民生緊迫，士無鬥誌。剛剛繼位、年僅21歲的秦孝公，面對咄咄逼人的六國，憤然說道：“諸侯卑秦，醜莫大焉”。他張榜招賢，“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強秦的決心溢於言表。
壯誌未酬的商鞅，終於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第壹次，商鞅對秦孝公大講“帝道”，勸他要“順天而成”，秦孝公幾度瞌睡，責備景監竟推薦這樣的“妄人”;五天後，商鞅又向孝公推銷“王道”，類似儒家壹派的治國理論，他依然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極力宣揚“霸道”，終於合了秦孝公急於富國強民的心意。
殊不知，在中國變法談何容易，因為祖宗之法不可變，變法就是跟列祖列宗過不去。於是孝公安排了世族代表甘龍、杜摯與商鞅當場辯論。
商鞅面對責難，慷慨陳詞：禮制、法度都是因時而定，政令要符合實際需要。要想富國強兵，就必須打破古人的條條框框。既然歷史已經證明了，不法古的湯武能成就大業，而不改變禮法的夏商卻滅亡了，那麽變法也就沒條件可講了。
在論辯中大獲全勝的商鞅被任命為左庶長，壹場壯懷激烈的變法就此展開。
劓太傅動用酷刑，行新法秦國大治
商鞅拿出了最現實又最速效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農戰”二字，並以國家意誌來強力推行，手段之強硬、態度之堅決，亙古未見。
司馬遷將商鞅變法的內容概括為：“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具體如下：廢除井田制，準許買賣土地，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取消貴族特權，廢除“刑不上大夫”;獎勵軍功，即使是奴隸也可以因軍功恢復自由身，而貴族沒有軍功者不授爵位;厚賞重刑，建立連坐制度，對耕織、作戰、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賞，對那些私相鬥毆者、不積極外戰者、懶惰貧窮者、隱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富國強兵、稱霸天下。
但如何讓新法得以推行呢?為了表示變法的決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來試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傳遞了壹個信號：推行新政，賞必重賞，罰必重罰，態度不容置疑。
新法壹經頒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頑固抵制，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來樹立威嚴。
太子觸犯新法後，因是國家儲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讓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代為受過，壹個處以刖刑(砍腳)，壹個處以黥刑(在臉上刻字塗墨)。新法實行四年後，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於是“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壹些原來批評變法的人，又改口說變法的好話，這等於是向商鞅認錯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將這些人全部發配遠方，從此以後，秦國再沒人敢批評政令。
刑太酷人人自危，遭車裂作法自斃
商鞅的變法使秦國從壹個貧弱偏僻的二流國家，壹躍成為強國，卻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
他重新確立的等級制度，使大量靠世襲、資歷、行賄等途徑成為貴族的人失去特權。
而新法中最讓人爭議的就是“連坐法”。這種制度是建立戶籍制，把百姓置於國家的嚴密監視之下，並使他們互相監視、監督。告發奸人，予以重賞;隱情不報，予以重罰;藏匿奸人，刑罰更重。在同壹個社會組織裏，壹人有罪，則人人受刑，甚至株連三族。至於酷刑，什麽腰斬、鑿頂、抽肋、鍋烹，哪壹樣都讓人心驚膽戰。商鞅實際上把“告密”行為制度化、法律化了，人人都是密探，處處都有監視的眼睛，結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
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無條件支持。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後，已經醞釀了20年的風暴驟然來臨。對商鞅恨之入骨的貴族們乘機告發商鞅謀反，失去後臺老板的商鞅逃到了函谷關，想住客店卻沒有證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沒有證件的客人，要受連坐之罪!商鞅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壹至此哉!”他走投無路，只好回到封地，倉促地組織了壹支人馬，起兵造反。戰敗後，秦惠文王對他實行了嚴酷的車裂之刑，告誡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數英雄論成敗，古今誰能說明白
變法是使秦國富國強民的良藥，也是商鞅給自己釀的苦酒，他的悲劇充滿了歷史的宿命。
商鞅執掌秦國朝政19年，才有了繁華富庶、氣勢如虹的強秦;才有了始皇帝“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統壹大業;才有了歷代王朝沿用的秦漢制度、霸道王道並存的治國傳統。而他死於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維護了變法的尊嚴。
後人對商鞅的評價，褒貶不壹，爭論不休。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商鞅的嚴刑峻法歸結為他的“天資刻薄”，這也成為後世評價商鞅是“酷吏”的主要依據。即便國富民強，試問又有誰願意生活在那樣的制度中呢?
但也有人認為，商鞅之法，實為戰爭時期的非常之法。當時的秦國，民風強悍尚武，私鬥濫刑，不知畏懼，欲使民畏法，輕罪重罰是必要的手段。而為了讓被剝奪利益的老氏族做出讓步，嚴刑峻法更是必不可少。
1000多年後，又壹位力排眾議、走在時代風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朧、清風拂面的夜晚，在隱隱半山掩映的書齋中，面對商君壹生事跡，淚濕衣衫，揮筆寫下詩句：
自古驅民在信誠，壹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電視劇《大秦帝國》中，商鞅被塑造成壹個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國日益強大的英雄，壹位主張以法治國的先驅，壹位最終以身殉國的偉人。他的酷刑只因亂世之中，惟有重典;他的愚民政策，只為強秦政策得以實施;甚至最後，編劇為了成就商鞅的完美形象，選擇了讓他與戀人雙雙飲毒酒自盡，而非逃亡後被車裂的悲慘下場。這自然是影視作品的藝術加工，但也不難看出創作者對商鞅的厚愛。
眼下，《大秦帝國》即將掀起第二輪的收視狂潮。有人讀史，有人看戲，喜歡也好，爭議也罷，在大量“戲說”和勾心鬥角的後宮“秘史”的泛濫下，中國沒有出現如此氣勢磅礴的歷史正劇，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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