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希臘詩藝術形式上的異同點

生活如詩，而詩有兩種：壹是純粹的詩歌，另壹個是史詩。非常巧合的是，在公元前7、8世紀，中國誕生了偉大的詩集《詩經》，而同壹時代，古希臘則產生了具有“永久魅力”的英雄史詩《荷馬史詩》。這兩個詩和史詩，其實正是中西不同文化精神的源頭之壹。《詩經》是我國第壹部詩歌總集，描述了我國西周到春秋約500多年的社會生活全景，包括狩獵耕耘，采摘漁牧，農夫商賈，戰爭徭役，閨怨春情，幽情密會，初戀思慕……分《風》、《雅》、《頌》，凡305篇。《荷馬史詩》則以古希臘周圍汪洋大海和長達10年的特洛伊戰爭為背景，描述了勇將阿咯琉斯與主帥阿伽門農間的爭端以及特洛伊淪陷後，奧德修斯返回綺色佳島上的王國，與皇後珀涅羅團聚的冒險故事，分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分，展現了早期英雄時代的大幅全景，贊美了人性中的英雄精神與自由主義。溫柔敦厚，情景交融是《詩經》的基調。“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關關雉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青之衽，悠悠我心”，“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這裏有對世俗風情的欣賞，有對勞動的贊美和對宗族家國的熱愛，有對豪強貴族的憎恨和眷戀故土的思鄉之情，有男女相知的歡樂愉悅，也有失戀相思的輾轉徘徊，“觸景生情，感物而動”，細膩，雋永，含蓄，親切，情感豐富，人情味濃厚。讀了《詩經》，有如身處江南的流水，桃林的繽紛和皎潔的月色，滿世界的溫煦和寂靜。英雄與美人往往是史詩不變的主角（英語中“主角”和“英雄”都是hero），《荷馬史詩》則是勇氣和冒險的絕唱。“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憤怒/他的暴怒招致了這場兇險的災禍，給阿開亞人帶來了/受之不盡的苦難，將許多豪傑強健的魂魄/打入哀地斯，而把他們的軀體，作為美食，扔給了狗和兀鳥，從而實踐了宙斯的意誌”，“所有的神和駕馭戰車的凡人/都已酣睡整夜，但睡眠的香甜卻不曾合上宙斯的雙眼/他在謀劃如何使阿基琉斯獲得/榮譽，把成群的阿開亞人殺死在海船邊”。這裏有對英雄的戰鬥精神和無畏勇氣的稱頌，有對勇士們大智大勇，可歌可泣事業的頌揚，有對血與火以及抗爭、掙紮、憤怒和悲劇命運的敬畏，有對鐘情癡心、忠誠可敬品格的贊美，無論是驕橫傲慢的阿伽農，血氣方剛、單純執著的阿呵琉斯，還是水性楊花的海倫，百折不撓的奧德修斯，個個人物個性鮮明突出，血肉豐滿，充滿激情、想象，場面宏大，氣勢磅礴。“詩言誌”，《詩經》和《荷馬史詩》，壹個是對農業精神和鄉土情結的贊揚，壹個是勇敢拼搏和海上冒險精神的頌歌；壹個是溫情的人文關懷和樸素自然恬靜生活的展現，壹個是英雄主義和崇尚自由意誌的詮釋；壹個表現“自我”觀感，描寫“自家懷抱”，以壹時壹景的情趣為主，只寫人生的片段，壹個寫出整個人生，整個社會乃至整個民族的歷史事件，是“民族形象化的歷史”（黑格爾語）；壹個歌頌家庭、親情、愛情、倫理道德，壹個凸現個人價值和榮譽以及英雄的命運；壹個寫實，真切樸實，立足於對現實生活的記述和描繪，體現堅實的現實主義，壹個充滿激情和幻想，帶有宗教和神話色彩，體現英雄的浪漫主義；壹個吟詠短制，言景寄懷，重在抒情，壹個鴻篇巨制，重在敘事……這些差別，不正是中西民族不同文化精神的概括和濫觴嗎？我們喜歡詩歌，也同樣喜歡史詩，世界應該有溫情的詩意，也應該有英雄史詩。但詩和史詩產生於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中國古代只有詩而沒有史詩（少數民族史詩除外，如藏族的《格薩爾王》、蒙古族的《江格爾》），這是現實生活和文化環境使然。因為中華文化根植於農業文明，農業文明不同於海洋文明和遊牧文明，它對安穩的要求更高，只根據四時節令變化來安排自己的生產生活，因而培養了安分守己，不事擴張，不尚冒險的品格，相反，對戰爭徭役等造成的背井離鄉表現了極大的痛苦。所以，田園牧歌式和四平八穩的生活則是人們的向往，但決不可能產生壯烈的史詩。另外，宗教對史詩的產生也有重大影響，它充滿想象和神話色彩，而中國是壹個務實的民族，更是壹個熱愛自然和和平的民族，人生理想的目標往往是詩意的或實實在在的生活，哲學和宗教思想不濃厚或淺薄，更缺少悲劇意識，產生不了史詩是自然的事情。但中國沒有史詩，決不是說實際中沒有史詩般的生活，幾千年來我們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風雲叠起，波瀾壯闊，這難道不是真正的史詩嗎？“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這不正是史詩精神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