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別人問他既然“不喜歡”，為什麽還作詩時，魯迅推說：“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壹出現，就洗手不作了。”⑦
對照先生壹生的詩歌創作活動，上述言論明顯不符合事實。據最新版本的《魯迅全集》統計：先生最早的詩作《別諸弟三首》寫於1900年，時年19歲；最晚的壹首詩是作於1935年底的《亥年殘秋偶作》，距逝世僅幾個月。先生的詩歌作品以傳統體裁為主，雖然數量不多，但分布在整個30多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絕無半途“洗手”的現象。
由此可以肯定，在對待詩歌，尤其是傳統詩歌問題上，魯迅先生的確是“言行不壹”、“言不由衷”甚至“自相矛盾”的。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傳統的解釋是：魯迅謙虛。
我認為，先生之所以如此這般，固然有自謙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魯迅在熱愛傳統詩歌藝術的同時，也存有某種誤解和顧慮，而這些誤解與顧慮來自於中國現當代詩壇上的壹樁冤假錯案——20世紀初期引進“西洋血統”的“新詩”之後，對詩歌所謂“新、舊”的錯誤劃分、命名與評價。
出於種種原因，提倡“新詩”的人們簡單粗暴、毫無道理地給中國詩硬扣上“舊詩”、“余孽”、“謬種”、“束縛思想”、“枷鎖鐐銬”等帽子，從而將其打入被歧視、貶斥的“另冊”。
由於這壹錯誤是在“破舊立新”的旗幟下進行，因此就具有特別巨大的誤導作用。在詩壇上，像魯迅先生這樣被其蒙蔽左右的始終大有人在。壹方面，他們發自內心本能地酷愛中國傳統詩歌藝術，欲罷不能；另壹方面，他們又顧慮自己的行為有違“文化革命”、“新文學運動”的宗旨方向，不敢光明正大、理直氣壯……所以，就導致產生了“言行不壹”、“不承認主義”等等尷尬奇怪的現象。
其實，只要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那些強加在傳統中國詩歌頭上的“罪狀”，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關於“枷鎖鐐銬”，此說早已被實踐證明是荒謬無理的。作詩須遵守各項業內公認、固定、統壹的格律，才能作出好詩。必要的格律、規則，怎能汙蔑成“枷鎖鐐銬”呢？
關於詩歌的語言，傳統詩歌的語言是壹種獨特的、偏重形象思維的語言，它既不同於散文語言，也不同於口語——既沒有口語的諸多助、副詞，也不用書面語文的眾多連、介、代詞。尤其值得壹提的是，盡管傳統詩歌產生和定型在文言時代，但卻絕少使用文言虛詞。在語法方面，傳統詩歌與散文、口語也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它基本不遵守常規的語法程式，主要是各種實詞的排列組合。比如“風疾天高猿嘯哀”、“赤橙黃綠青藍紫”、“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等。所以，把傳統中國詩的語言視為“文言”，與提倡詩歌“口語化”壹樣，都是不合適的。
至於強迫傳統詩“姓舊”，更是毫無任何道理。作為藝術形式，傳統的中國詩歌體裁和中國畫、中國書法、京劇……等壹樣，都是祖先智慧和勞動的結晶、民族文化的精華，也都是當之無愧的國粹。詩歌形式作為載體和工具，它們與作品思想內容的關系，不過是“瓶”與“酒”的關系。既然我們不把中國畫叫做“舊畫”，不把京劇叫做“舊劇”，又有什麽理由把中國詩叫做“舊詩”呢？況且，詩壇千百年來的實踐表明，新的詩歌體裁總是在不斷產生出現，而且與原有的體裁同時並存，如果以“新、舊”命名，詩壇豈不越來越混亂、糊塗？！比如唐代人曾把當時新產生的格律體稱為“今體”、“近體”，倘千余年後的今天，仍然沿襲照搬使用，豈不荒唐？所以，對詩歌體裁應以其特征命名，比如律詩、絕句、古風、詞、散曲……等等，不應該劃分“新、舊”，更不應該盲目、狂熱、毫無道理地“厚新薄舊”、“頌新貶舊”、“揚新抑舊”。
現在傳統詩自稱“中華詩詞”，而“新詩”則自稱是“現代詩”、“漢詩”、“華文詩”……且不論二者在現行體制中的地位處境，僅從名稱上便能看出相互對立的混亂態勢。
綜上所述，魯迅先生的顧慮和“不承認主義”其實也都是大可不必的。
然而遺憾的是，直到今天，許多熱愛詩歌的人，許多寫作詩歌的人，許多研究詩歌的人，仍然沒有認清這個道理，仍然沒有走出歷史遺留下來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