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壹部分外，都產生於春秋前期和中期。 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壹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指出：我們在這裏說的“民歌”，只是壹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壹部分屬於“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於貴族最低的壹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說，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眾性的作品。 由於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幹重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於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壹部分於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在豐收的日子裏，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裏。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壹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壹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後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後稷的母親姜嫄禱神求子，後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後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後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後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後稷的神話色彩。後稷長大以後，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都非常茂盛。後來他在有邰（今陜西武功西南）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公劉》敘述後稷的曾孫公劉率領部族從有邰遷徙到豳（今陜西旬邑縣、彬縣壹帶），在豳開辟土地，建屋定居的歷史。其中寫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的情景是：“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壹派歡歌笑語的景象，很是傳神。和《生民》相比，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壹個歷史人物。《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陜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寫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築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後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後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築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於史官和樂師手筆。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後期的《小雅》中也有壹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采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玁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壹條線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於簡明而有條理。但由於其寫作目的主要在於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於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裏面，敘事詩並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後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於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並，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於這壹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於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國語·周語》）。 在這壹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昂》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裏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沈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壹種不可避免的混亂。 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壹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峷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這是壹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夢死地悠閑過活。但同時，作者並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生怕不能見容於眾人：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這並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其意如鄭玄說：“今此之君臣，何壹然為惡如是！”但同時他又極為害怕：“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於仕，孔棘且殆。雲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雲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於朋友，“仕”就是這樣危險和艱難！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沖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於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壹種矛盾；但另壹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使自己處於同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 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後代的政治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壹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於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 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壹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壹般以為產生於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壹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詩的作者，像是壹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壹些學者所說，他是壹個奴隸家庭的家長，率領壹群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壹種，其本人的身份，也屬於奴隸，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並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詩的價值，在於相當忠實而細致地描繪了從氏族公社轉化來的氏族奴隸制的社會情狀。 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城堡裏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裏也不得閑，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裏享用；壹年到頭，周而復始。他們吃的是什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壹類東西。壹切好物事，全歸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於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 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後代田家詩的濫觴。 《國風》中也有相當壹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不太確切。應該指出，在《詩經》的時代，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在社會的壹般認識中，原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能否清醒地否定當時社會所公認的這壹種原則，本身是個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並表現出來了，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宮照樣容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白吃飯。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事實上，“君子”們屍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現象。以他們聲稱的原則諷刺他們的行為，這首詩已經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脫離了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