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文領域，傑出的啟蒙思想家龔自珍是首開文學新風氣的人物。他的詩富於政治敏感，獨辟蹊徑，代表作《己亥雜詩》為論者所重。同時的魏源、林則徐、張維屏等也寫出了許多富於時代色彩和歷史意義的作品。戊戌變法前後，改良主義運動代表人物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並推譽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新派詩為“詩界革命”的壹面旗幟。梁啟超自己的散文，導源於龔自珍，打破了壹切傳統古文的格局，務為平易暢達，風靡壹時，號為“新文體”。《少年中國說》、《論毅力》等說理文章，氣勢磅礴，鋪張淋漓，頗有魅力。辛亥革命時期，南社詩人柳亞子、陳去病、高旭、蘇曼殊等人的作品洋溢著充沛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秋瑾是當時傑出的女詩人，她的詩作激昴慷慨，富有巾幗英雄的氣概。為了宣傳革命思想，鄒容、陳天華等相繼寫作了通俗化古文和白話文。以守舊復古為特征的傳統詩文，仍活躍於壹時。詩歌方面，先後有“宋詩運動”和“同光體”詩派；古文則產生了梅曾亮、曾國藩、黎庶昌等名家，號稱“桐城派”中興。詞則有常州派的推衍發展。這些詩文流派大致只是在形式技巧上或模擬，或翻新，始終沒有找到新的出路。
近代小說，在初期占主導地位的仍是格調不高、平庸落後的狹邪小說和俠義公案小說。後經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鼓吹倡導，譴責小說盛行。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樸的《孽海花》和劉鶚的《老殘遊記》，被稱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這些作品突出暴露了封建官場的黑暗腐朽，廣泛宣傳了社會改良。在內容和題材上，有明顯的開拓，有的還吸收了西方小說的技法。但藝術成就壹般不高。辛亥革命後，還出現了“鴛鴦蝴蝶派”小說和“黑幕小說”，思想和藝術價值都較低下。除創作外，林紓等人還用古文翻譯了不少外國小說，在當時有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