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雲，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換句話說，中醫首重養生、保健，是世界各種醫學所不可比擬的。據《黃帝內經》記載，古醫藥組成分為砭、針、灸、藥、導引按蹺。可見，中醫治病不僅用藥，也用砭、針、灸、按摩、拔罐、刮痧等各種幾乎無需成本的非藥物療法，也是世界各種醫學所少見的。中醫講究天人合壹，通過五運六氣預測，準備次年用藥，也是獨樹壹幟的。中醫講究整體論，通過望聞問切進行辨證論治，這是中醫兩大精髓，為西醫的還原論和辨病論治所不及。但是，中醫上述特色基本已被“科學主義”拋棄殆盡。
據統計，民國初年，我國有中醫80萬人；1949年50萬；現在27萬人，而據我們對壹些地區和縣級中醫院的調研估計，其中只有10％的中醫開湯藥處方，換句話說，真正能用中醫思路看病的不過3萬人，其他中醫尚需進壹步學習或溫習四大經典。這期間，我國人口從4億增加到今天的13億，而中醫卻從80萬人減少到3萬人。
中醫發展走入了誤區。導致中醫進入誤區的原因是，近百年來，我們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方文化，認為中醫“不科學”。
現在，重要的是走出誤區，復興中華文化，重鑄中華醫魂，才能真正解決13億人特別是9億農民的健康，也才能夠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走出誤區、重鑄中華醫魂，是壹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壹場復興中華文化、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戰爭。
可喜的是，2005年11月19日，中國中醫研究院正式更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結束了壹百年來中醫是否科學的爭論，從此，中醫在國家政策的層面上有了與西醫平起平坐的名分，不再低人壹等。但這決不是說從此中醫就被業內外人士真心認可它是科學的了，要走出百年來對中醫認識的誤區以及由此產生的影響還任重道遠。
壹、百年來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失誤
百年來我國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失誤。不僅僅是道德教育的失誤，更是整個中華文化教育的失誤，換句話說，我國教育缺失了自己的文化內容，我們子孫學的很多都是西方文化，使我們的孩子淡忘了中華文化，淡忘了根，日趨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很多人已經不大知道我們的祖宗給我們留下的“和文化”，不大相信代表未來醫學方向的中醫藥，不僅不把中醫藥視為成熟的理論醫學，反倒視為糟粕，視為“偽科學”、“反科學”，直到今天，還主張要中醫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壹）鴉片戰爭失敗使不少國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鴉片戰爭我們失敗了，不少國人看到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在稱贊人家之余，感嘆自己窮，武器不如人，連文化也落後。於是，出現了洋務派，出現了西學東漸，出現了徹底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運動”，出現了請進德先生賽先生的強烈要求。
我們何以失敗？真的是因為我們太窮嗎？因為我們武器不如人嗎？我們文化落後嗎？不！當時我國並不太窮。在1600多年中，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壹直占世界30％以上。唐朝時占到70％，鴉片戰爭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還占到世界近三分之壹。鴉片戰爭之失敗，完全在於清政府腐敗。當時，我們在近代自然科學方面確不如人，武器上也確不如人，但並非失敗的主要原因，原因在於腐敗政府裏的投降主義、不抵抗主義作祟。抗日戰爭時，我們武器也不如人，八年抗戰，打走了小日本，我們勝了。更不能說我們文化落後。中國中原地區歷史上常常受北方遊牧民族侵略，不得已修了萬裏長城。誰都知道，幾千年前，中原地區就是成熟的農業社會，雖然曾被北方遊牧社會所占據滅亡，但並不代表遊牧文化先進。事實上，中華文化遠優於遊牧文化，因此，遊牧民族逐漸被中華文化同化，成為中華民族的壹員。但是，不少先驅與先賢因鴉片戰爭之失敗而否定我們的文化，否定文言文，否定儒釋道諸子百家。我們不能說我們壹切都好，但絕不能自輕自賤，全盤否定自己文化。中國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卻也不亞於西方哲學；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不僅不落後，遠優於西醫藥，代表未來醫學發展的方向。二十世紀初葉，西醫藥尚遠遠沒有發展起來，水平低得可憐，然而，不少人根本尚未弄清什麽是中醫，就開始否定中醫。不獨有余雲岫這樣的人反對中醫，連壹些名氣極大的有識之士都認為中醫不科學，該扔到字紙簍裏去了。當然，我們並非要否定這些先驅與先賢，對他們不能厚非，更不能後非。他們的思想有當時的背景，我們若生在當時，也難免會贊同他們的想法。
（二）西學東漸使中國教育全盤西化
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民族自信心並沒有完全建立。1914年教育部發文，鼓勵辦西學，唯獨禁止中醫辦學。教育總長汪大燮說，“余決意今後廢除中醫，不用中藥。”於是西學在中國蓬勃發展，遍及全國，殃及我國傳統的私塾教育。及至1949年，私塾幾乎蕩然無存。到2000年，湖南最後壹位私塾先生去世後，中國再也沒有私塾了。值得說壹句的是，據中央電視臺報道，這位私塾先生教出的學生，無論出去做工還是幹什麽，從不偷奸耍滑，不少人因為有頭腦，有道德，盡管沒有文憑，也提拔到領導崗位；因此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對現代社會來講，也有其積極的壹面。我們今天的學校，不僅形式上是西方的，而且從小學到大學所學的內容，除了被改造得不完整的漢字之外，可以說全是西方文化。就連音體美都是西方的：我們的宮商角徵羽五音記譜法與西方的五線譜水平相當，甚至略高壹籌，但無人教授，適於養生的古琴古箏也極少有人傳承；我們的養生體育如五禽戲、八段錦、太極拳並未納入正規教學，而大力倡導的則是西方的競技體育、拼體能體育，結果，這些體育健將們壹身傷壹身病；清明上河圖數米長，人物大小相仿，而學校圖畫課僅教西方透視畫法。
尤其是，學校教育把英語看得太重！眾所周知，日本占領東北之後第壹件事就是強迫中小學生學日語，迄今東北老人都會幾句日本話；德國占領法國之後第壹件事就是強迫法國學生學德語，於是法國小說家都德寫出了聞名世界的愛國主義小說——《最後壹課》；今天，帝國主義沒有拿槍逼著我們的孩子學英語，是我們自己逼著孩子學，而且制定出壹系列條條框框逼著學，什麽四級啦，六級啦，不壹而足，連學國畫的博士入學英語也必須達到什麽標準，氣得博導辭職不幹了。
事實上，學校裏的英語學習現在已經遠比漢語學習重要得多。我們還有多少畢業生會古文，能讀懂《黃帝內經》？有多少人會作詩，會吟詩？廣東省2005年高考學生在古文文句翻譯、詩句欣賞等兩方面有25%的試卷得零分。據調查，75%的大學生不知《黃帝內經》為何物。
日本是世界上英語水平最差的國家，卻又是壹個科技大國，經濟大國。所以，英語水平不代表壹個國家科技水平和經濟水平。沒有必要讓我們的學生都學英語，這裏還有壹個民族自尊心的問題。我們的周總理在正式場合從不講英語，都是講漢語，由翻譯來翻譯。然而，我們的節目主持人會突然冒出兩句英語以顯示“時尚”，在我國召開的只有三兩個外國人參加的“國際會議”上，卻也要求所有發言用英語以顯示“與國際接軌”。
（三）兩次海歸熱潮使我們生吞活剝、囫圇吞棗地學習西方文化
學習別人的好東西，可以豐富自己，但要消化地吸收，即同化外來文化，而不是異化自己。我國曾有兩次“海歸”熱潮。第壹次是清末出國留學生歸國熱潮。絕大多數回國後在祖國建設、科技發展、文化革命、推翻腐敗的清政府等各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如詹天佑、梁思成、魯迅、孫中山等等。但是，個別“海歸”受西方文化影響，有時並沒有很好消化吸收，而是生吞活剝地學，囫圇吞棗地往回拿。回來後對自己祖宗留下的許多東西看不慣。例如，余雲岫、魯迅、汪大燮、錢玄同等在日留學，回國後認為中醫落後，乃是受日本廢除漢醫、獨尊西醫思潮以及漢字落後論的影響。余雲岫則更提出《廢止舊醫案》，要徹底消滅中醫。由於海歸的影響，出現了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推行白話文。從當時情況看，五四運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其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是不對的，負面作用甚大。今天人們才又重新認識到孔老夫子的價值：上世紀80年代諾貝爾獎獲獎者在巴黎開會，瑞典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爾文博士在會議結束時的新聞發布會上講，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我們壹些國人則似“入芝蘭之室”了。
第二次“海歸”熱潮出現於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留學生回歸。這些學成回國的專家學者為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也有個別人忘掉了自己的文化，未經消化地帶回了不壹定適合中國國情的西方文化，忘掉了作為壹個中國人的責任。崇洋之風興盛，於是乎，西方的暴露文化上了我們電視，而且越露越多（他們忘了肚臍著涼，若幹年後病會找上門），他們過的是平安夜，聖誕節，情人節，愚人節，忘記了自己的重陽節、七夕節、端午節（2004年，竟有20多家電視臺宣傳情人節）。2005年，幾家電視臺大肆宣傳聖誕節；聖誕與中國何幹？美國人過春節、過端午節嗎？！更有甚者，極個別人可能會因為曾經留洋而忘記祖國利益，以為洋人服務為榮。被某協會開除後又供職於某外國機構的壹個人，竭力鼓吹美國社會制度優越，鼓吹布什打伊拉克有理，鼓吹美國應該出兵中國消滅中國的獨裁政權，儼然壹副漢奸嘴臉。
我們不要忘記，美國的研究生獎勵制度不僅是人才收割機，而且是培養世界各國人才擁有美國文化思想的洗腦機，關鍵是看自己能否把持得住。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在呈報羅斯福總統的《備忘錄》中說：“哪壹個國家能成功地教育這壹代中國青年，哪壹個國家便將由於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識上和商業的影響上獲得最大可能的回報。”美國國務院呈送國會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執行情況評價報告中說：
“中國學生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才開始大量獲得美國研究生學位，隨著這群學生逐漸在中國國內獲取資歷，擁有美國研究生學位的中國高層官員的數量也將會相應增加。就這壹強有力的態勢而言，中國科學家群體對中國的政策具有的影響雖然難以估量，但無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國衛生部中有美國教育背景的官員已經對美中雙邊合作及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衛生問題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並且他們對新思想逐漸采取了開放態度。”
我們知道，巴西和印度都曾經拒絕過美國贈與的艾滋病善款，以確保艾滋病的藥物研究權和疾病治療權控制在自己手裏。我們國家接受了善款。美國最大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報道：50萬中國農民成了國際西藥廠家進行實驗的白老鼠，每天僅給10元人民幣。雞瘟就是雞瘟（盡管鳥類也患此瘟疫），又按洋人說法改叫禽流感，按洋人辦法活埋無病之雞；《參考消息》報道，美國稱贊中國衛生部在禽流感方面合作愉快。中國人從來不怕流感，兩副中藥即可解決問題，卻要大肆鼓吹永遠趕不上流感病毒變異的疫苗；實際上制造了恐慌，而又勞民傷財，起到了替洋人疫苗公司作廣告的作用。
（四）西化教育導致“科學主義”，只信西醫只發展西醫
西學東漸、西化教育，導致滋生“科學主義”，導致只相信西方的，不相信自己的。於是，產生了“中國沒有哲學，中國沒有科學”、“中醫不科學”、“中醫藥必須與國際接軌”等怪論。總之，外國的月亮就比中國的圓！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衛生部認為中醫是封建醫，應隨著封建社會的打倒壹塊打倒。盡管毛主席批評了這種錯誤做法，撤了王斌、賀誠的副部長職務，提出“西醫學習中醫”，但中央衛生部壹直只相信西醫，只發展西醫。西醫由1949年的8.7萬人發展到今天的175萬人，而中醫由50萬人下降到今天的27萬人。32所中醫院校學生約三分之壹時間學西醫，而西醫院校學生只有二百五十分之壹的時間學中醫。這是何等不對稱！
最近還有同誌說：中醫不僅要擺出事實，還要講出道理；不能光擺事實，講不出道理說服不了人，那不行。其實還是要按西醫藥的標準衡量中醫藥，要用西醫術語解釋中醫。實際上，並不是中醫講不清，而是缺少中國文化底蘊、西方文化先入為主的專家聽不懂。只有鉆進去才能弄懂。壹些西學中的同誌後來醉心於中醫，說明他們弄懂了中醫，而且為中醫的博大精深所折服。
我們的個別院士就是“科學主義”者，最近開始大講中醫不科學，是“偽科學”，是反科學；不過還好，有壹位說後過了壹段時間說是聽國外什麽人說的，另壹位說完之後說了句老實話，他不懂中醫。德國波克特博士宣傳中醫48年，他說，因為他懂西醫，且是教西醫的，所以，有自知之明，才敢於批評西醫。而我國的個別院士聲明自己不懂中醫卻敢於否定中醫，說明了什麽問題？！
由於科學主義作怪，中醫若沒治好癌癥，就嘲笑中醫；中醫治好了癌癥，他寧肯說自己診斷有誤也不肯承認是中醫治好的。明明針灸可以治療瘧疾，這也為不殺滅病毒治療艾滋病開辟壹條新思路，大權威卻武斷地說：針灸治不了瘧疾，那些患者都是自愈的。劉海若是以中醫為主治好的，開始宣傳時只宣傳西醫，最後說是“中西醫結合”的成果。所謂“結合”，就是因為海若無吞咽功能，用鼻飼管灌中藥，鼻飼管是西醫的。
2003年4月26日上午，我們把廣州三位治療SARS的中醫專家請到北京，召開“中醫成功治療非典學術交流會”；應科技部之邀，廣州專家向“非典科技攻關組”匯報中醫是如何成功治療SARS的情況。匯報當中，就有人插話說：“沒有與西醫對比，說明不了問題。”最後，科學院某領導向廣州專家說：“妳們要拿出壹個規範性的東西，和西醫對比，如果證明中醫確實有效，我們再組織推廣。”為什麽要求中醫和西醫對比，為什麽不要求西醫與中醫對比？！說來說去，還是不相信中醫是科學。
各界對我們2003年的課題“中醫藥戰略地位研究”成果反映都很好。總報告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中醫藥報等7家報紙發表，也在中國工程科學等4家雜誌刊載，全國各地翻印壹萬三千份，也作為國務院研究室研究報告印送國務院各部門，中央領導也曾對課題組的報告做過批示，等等。課題驗收時，評委壹致建議申報“國家科技進步壹等獎”。2005年，我們向北京市申報科技進步壹等獎，沒想到答辯時兩位評審專家提出了同壹個問題：“妳們的意見西醫界同意嗎？”還有壹位評審專家提出類似問題，令我們哭笑不得。什麽時候規定了西醫是中醫的審判標準？由此可見，西方文化教育導致科學主義在我國泛濫到何種程度，我們不少同誌把別人家的“牌位”搬到了自己家廟。有了這樣的成見，怎麽可能聽取他人正確意見，怎麽可能把中醫放在眼裏！
德國波克特教授說，是中國的醫生自己消滅了中醫。
中醫教育之失誤
中醫教育是發展中醫事業的基礎。中醫臨床療效能否持續提高，中醫基礎理論研究能否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中醫事業能否發展、壯大，都與下壹代中醫傳承者的培養、教育休戚相關。但不容樂觀的事實是，目前中醫學院的中醫教育太缺乏中醫特色，培養的中醫人員實在難以擔當繼承和發揚中醫藥事業的重任；模式單壹，否定了中醫應用幾千年的成熟的傳承教育和自學的人才培養方式；而且，硬是按照西醫藥的規律，將中醫藥細分為中醫學院、中藥學院、針推學院等等，造成醫不懂藥，藥不懂醫，違背了中醫自身規律。
（壹）百年來壹直對中醫持否定態度
早在清末，許多人就開始貶低和否定中醫。國民黨時期，受“全盤西化”的影響，更是曾兩次試圖消滅中醫。1914年，教育總長汪大燮提出：“余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1929年舊政府衛生部還正式通過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但兩次均因民眾激烈反對而未能真正執行。
新中國成立後，仍是常常將“保守”、“不科學”之名加於中醫。50年代初，中央衛生部副部長王斌就提出，中醫是封建醫，應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消滅。規定不許中醫進醫院；要進醫院，必須學習西醫知識包括解剖學等等。同時設立了中醫進修學校，讓中醫去學習西醫，學習解剖學。這些做法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批評，並撤了兩位副部長的職，但其思想的影響始終存在。實際上，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衛生部幾乎壹直是西醫的壹統天下，他們本身只具備西醫知識，也只相信西醫，只發展西醫；他們不懂中醫，不相信中醫，也從未嘗試去了解中醫，更不用說學習和發展中醫了。就是因為他們的主觀臆斷，認為中醫不科學，總希望將中醫“提高”到西醫水平，或將中藥作為植物藥來進行植物化學研究，而且美其名曰“中醫藥現代化”。
自從1956年建立起第壹批***計6所中醫院校以來，現在中醫院校32所。這些院校為中國培養了壹大批中醫藥人才，對於穩定中醫隊伍，持續進行中醫基礎和理論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由於中醫基礎教育對於傳統文化的日益忽視，中醫理論研究的日益蛻化和中醫臨床的日益式微，以及壹大批精通中醫理論、熟諳中醫臨床實踐的中醫大家過世所導致的後繼乏人的現狀，都促使中醫學陷入了壹種足以令中醫迷失自我的尷尬境地。民國時期國民黨企圖廢除中醫，這大概是中醫遭受的最慘重的外部打擊，然而中醫依然生機旺盛，因為當時幾所中醫學校基本上能夠按中醫思路自行進行中醫教育，中醫的教育事業依然蒸蒸日上，中醫內部還有大批深諳中醫理論和臨床的醫家，而且民間中醫依然可以帶徒弟，也允許自學成才；但現在，雖然大家都在高喊“振興中醫”，但如中醫走不出教育誤區，失去中醫事業的傳承者和中流砥柱的話，中醫將很有可能毀在我們這壹代人手上。
（二）50多年來衛生部不發展中醫教育
報喜不報憂的人總是說，近年中醫藥事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如到目前為止，全國有中醫醫院2600多所，病床27萬張，高等中醫藥院校32所，在校生10多萬人，中等中醫藥學校近50所，壹些西醫院校和綜合大學也設立了中醫藥專業等等，似乎50多年來中醫蒸蒸日上。但如果我們將之與現代醫學教育事業進行橫向比較就會發現兩者差距之大。2003年全國醫藥高等院校***136所，其中，西醫院校104所，中醫院校32所，兩類院校之比為3∶1；而中醫院校的規模均小得多，教學條件、環境及經費投入均與現代醫學院校相距甚遠。
清政府時，中醫靠師徒傳承和自學尚且能培養出80萬中醫，何以今天32所中醫高級人才“制造廠”只能培養27萬（2004年）中醫？不能不認為這是50多年來衛生部認為中醫不科學，不發展中醫、只發展西醫造成的。
（三）中醫教學內容失誤
目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在基礎教育系統的弱化就直接導致了學生理解中醫概念和理論的困難。學好中醫需要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和廣博知識做基礎，沒有公式可套，不能靠演算得出答案，而建立在直覺思維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從小通過數理化培養出邏輯化、概念化思維方式的學生壹開始就存在“先天不足”，難免對陰陽、五行等中醫基礎概念產生“玄學”的念頭而排斥中醫。
中醫院校在課程設置上也存在重大缺陷，中醫學課程的比重日益減少。比如某中醫藥大學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學計劃中的中醫學專業，中醫課時僅占33.86%，西醫課時卻占到39.38%，英語、計算機等公***課程占26.76%。（然而，西醫院校學生壹般只學30課時的中醫內容），而且，後二者比例還有逐年增加之勢。80年代衡陽會議規定，中醫院校西醫課程不得超過500課時，但此後逐漸增加，早已超過1500課時。
大學英語占用了中醫院校學生過多的學習時間，他們的首要服務對象還是以中國人為主，對他們來說，最需要的還是紮實的古漢語功底。大學對英語的要求應該降低。四川省劉曉峰副省長壹再向有關部門提出：“中醫院校不應該考外語，應該考古典文學。”與此同時，歷來被中醫大家所重視的中醫經典卻不斷被刪減，甚至成為選修課。並將中醫、中藥設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專業，醫不識藥，藥不懂醫，如此割裂水乳交融的中醫藥學，結果造成學生知識結構上的“殘廢”，中醫、中藥都難以充分發展，即使維持原有水平都成問題。
中醫課程的內容也值得商榷。現在中醫教材中摻雜的牽強附會的西醫學詮釋內容也越來越多，甚至壹段中醫理論，壹段西醫理論，這樣把難以融合的兩門學科混雜壹處，老師無法授課，學生更是無所適從，而且目前教育方法日趨簡單化、公式化、規範化，失去中醫學靈活多動的特色，結果學生“中醫沒有學好，西醫沒有學到”，成為兩個中專生。所以，中醫院校才會出現學生初入校門時相信、熱愛中醫，願意為中醫事業學習、奮鬥，但畢業時不再信任中醫藥療效，而寧願只用簡單西藥的怪現象。我們應該反思：我們到底教會了下壹代什麽？
劉曉峰副省長明確指出，“很多中醫藥大學的學生，不願意背‘湯頭’、讀經典，畢業後開處方有錯別字，診病依靠現代檢測手段，而對中醫傳統的望、聞、問、切沒有真正掌握。為什麽有這種現象？重要原因之壹，就是中醫高等院校采取了西醫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式，而失去了中醫教育的特點、違背了中醫成才的規律。”並指示成都中醫藥大學書記：“妳的任務，就是不能把成都中醫藥大學變成西醫院校，中醫藥大學培養的學生必須具備傳統醫學知識技能。”
（四）中醫學高學歷教育堪憂
目前，不僅中醫本科教育堪憂，中醫高學歷教育同樣堪憂。本來存在缺陷的中醫院校本科教育模式難以培養出能用中醫的思維方式和采用望聞問切診斷疾病手段看病的醫生，而研究生教育情況更使人憂慮。
中醫是臨床醫學，幾千年來，其理論都是從臨床中總結出來的，而非從實驗室研究出來的。從中醫本科教育開始，學校就給學生灌輸實驗思想，力圖將學生的思想引導到西醫的思路和方法，並美其名曰“科學化”、“現代化”。這是真正的“西醫化”，崇洋化。科學實驗不是認識世界的唯壹途徑。中國社會科學院似乎就沒有壹個實驗室！
中醫藥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憂慮，幾乎所有的研究生論文都是實驗研究性質，根本沒有突出中醫藥學術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藥名稱外，論文所有內容根本與中醫藥無關，完全是西醫藥學的實驗研究。這種研究結果，既不能指導中醫臨床，也不能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發展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有益影響。如此培養的碩士、博士，很難產生像蒲輔周、嶽美中這樣的真正意義上的名醫了，他們也不可能承擔起發展中醫藥事業的重擔。臨床療效是中醫生存之本，而現在的中醫碩士、博士只埋頭動物實驗，沈醉於現代醫學的“高精尖”指標，輕視中醫經典的學習，忽略臨床能力的培養，卻美其名曰“科技型人才”。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憂患和焦慮：這樣的學院派、實驗派中醫已經成為主流，如此下去，中醫將何去何從？
（五）視師徒傳承教育為非法
如何正確對待以師承方式培養的民間中醫師，是壹個重要問題。師徒代代相傳和自學成才是中醫學千百年來得以繼承並日益發展的主要傳播方式。我們不能漠視千百年來證明行之有效的師徒傳承方法的存在，更不能為了防止不良醫藥事件發生，就簡單粗暴地壹棒子將所有民間中醫全部打死。總不能為了防止交通事故發生而不許汽車上路吧？！如何有效地將那些有真才實學、掌握著治病救人本領的大夫與江湖遊醫、騙醫區別開來，並讓他們參與到濟世救人的醫生隊伍中，這才真正體現了我們國家和政府壹切為人民群眾利益著想的精神和通過卓越鑒別水平體現出來的管理才能。據廣州中醫藥大學鄧鐵濤教授保守估計：“根據《中華人民***和國中醫藥條例》，全國約有5萬個民間的真正的中醫師雖然行醫已十多二十年，但已不能夠再開業坐診看病，這是農村及城市弱勢群體的壹大損失。”據我們調查，多年來，全國許多省份均未組織開展師承人員的考試項目，許多民間中醫求證無門，有的只能改行，有的則仍在“非法行醫”，隨時有被查處和被醫政部門某些惡劣官員敲詐的危險。而且，目前民間中醫職業考試的形式和內容不利於人才的選拔。首先，大部分民間中醫過不了職業醫師考試關，其中技能操作考試中絕大部分是西醫知識，而筆試中1/6為純西醫內容，其余5/6為中醫基礎與臨床課目內容，且考試形式固定，考試內容刻板，某病某證型只能用教材上列舉的某壹個方，絲毫沒有顧及中醫臨床運用的靈活性和復雜性。而且現在對民間中醫行醫權力範圍和治療手段限制太死，這也不利於中醫事業的繼承和發展。
我們對艾滋病村的調研發現，七路民間中醫在國家尚未來得及關懷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動到艾滋病村免費為患者治療三四年，前後治療近六百人，而且療效不錯，為穩定民心做出了重大貢獻。由此可見，師徒傳承和自學同樣可以培養出中醫人才；從另壹種意義上說，這些“遊擊隊”的膽識超過了我們院校培養的正規軍。然而，他們的行動不僅沒有受到表彰鼓勵，而且，其中六路民間中醫沒有執業醫師證，已被迫離開艾滋病村。由此可見有關部門對民間傳承和自學中醫這種培養方式的態度了。
從目前中醫教育情況來看，院校派中醫由於繼承不足，難以承擔傳承和發展中醫的重任，而民間中醫盡管現在沒有了行醫權，但其為保留中醫特色和精髓做出了重要貢獻，將來也會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振興中醫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民間中醫身上。所以，蒲輔周才會不讓其子進城，他認為，只有在基層鍛煉，為廣大民眾服務，才能成為好中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