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曾任《人民文學》小說組組長、副主編和《文藝報》執行編委。1946年發表第壹篇短篇小說〈俺們毛主席有辦法〉。1950年發表童話〈小燕子萬裏飛行記〉，獲1952年兒童文學壹等獎。1984年發表著名長篇小說《大地》，獲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的首屆人民文學獎。其他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平原上》、《幸福》、《農村散記》等；中篇小說《女兒的信》；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童話《小燕子萬裏飛行記》；散文集《黃山失魂記》、《風塵漫記》等。
秦兆陽的小說創作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40年代至建國前為第壹階段;五六十年代為第二階段,特點是散文化和詩意美;7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為第三階段,作品的風格由詩意的抒情趨向理性的思索.這是壹個值得研究卻又被忽視了的作家.
記從團風走出的秦兆陽
白羊山下參天樹
湖北日報記者韓曉玲通訊員秋明華杉
（壹）
白羊山蜿蜒百裏，是團風縣回龍山鎮最大的山脈。1916年，著名作家、評論家秦兆陽，就誕生在山腳下這個寧靜的小灣子———棗樹店。
12月的山風透著寒意。看著滿山起伏的蒼茫松濤，我的腦海裏突然浮現出秦兆陽的壹句詩：“參天樹為什麽要深深紮根，是為了繁茂它綠色的生命。”不過，少年秦兆陽在白羊山的懷抱中勤奮讀書時，大概也未想到有朝壹日自己的名字竟會鐫刻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
灣子裏有壹個小池塘，牛兒在塘邊悠閑地吃著草。我向70多歲的張春華打聽秦兆陽的故居，可巧她正是秦兆陽的侄媳。張春華指著臨塘的兩層樓房告訴我，秦兆陽當年的故居就在這裏。20世紀70年代，房子因年久失修，幾近坍塌，他們只好拆掉，蓋起了現在的樓房。
秦兆陽幼時在父親執教的私塾讀書，12歲時到漢口求學，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鄉村師範，畢業後在黃州中心小學任教，並開始了他的詩歌和漫畫創作。1938年，青年秦兆陽懷著滿腔熱血，告別了家鄉，奔向革命聖地延安。之後幾十年，秦兆陽曾有幾次來湖北，1985年他思鄉情切，帶病來漢參加黃鶴樓筆會，並感慨賦詩：“四十余年風月，八千裏路雲煙。歸來雙鬢皤然，今夕故鄉大變。”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過壹次棗樹店。張春華至今還記得，那年秦兆陽進村時坐的是兩輪推車。
對於秦兆陽的生平事跡，張春華是知道壹些的，老伴秦波成常向她談起這位叔叔。然而在她看來，自家並沒有沾上多少名人的光：家裏過的日子還有些窮，年過古稀的老伴仍每天挑著剃頭擔子穿街走巷，兒子則在家種田。張春華說：“大文學家又咋了，可沒給我們留下任何東西！”
（二）
身為作家和評論家的秦兆陽在物質上是清貧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卻留下了太多值得後人評說的東西。
———秦兆陽壹生著述甚豐，代表作品有《女兒的信》、《潔白的風帆》、《回首當年》、《在田野上，前進！》、《大地》等大量中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以及《論概念化公式化》、《文學探路集》等論文集，詩歌、散文創作也頗有成就。
———提起秦兆陽，人們無法忘記20世紀50年代壹大批頂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當時主持的《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以至於中國文壇長期尊崇秦兆陽式的編輯，認為壹名出色的編輯應以培養作家、出版好作品為最高目標。
———1956年，秦兆陽發表了著名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對50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所體現的越來越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提出質疑和反思，在文藝界產生重大影響。他認為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這壹現實主義的總原則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秦兆陽因此受到批判，說他發表這篇文章目的在於暴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這和他幫助修改、發表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壹事，成為他被打為“大右派”的兩大罪狀。秦兆陽因而在文壇消失了長達22年。
———1979年，秦兆陽“右派”改正後，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兼《當代》雜誌主編。次年，在***和國成立後第壹次召集的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他列舉“文化大革命”對文藝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實，鮮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過和撥亂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時代的需要。多年後，仍有作家撰文回憶，當時秦兆陽以洪亮的、帶有濃重黃岡口音的普通話在大會講臺上壹板壹字地說道：“真正的歌德派，應該是我們，我們，我們！對於黨中央新的方針路線，我們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們通過批判來歌頌，通過歌頌來批判！我們歌頌三中全會路線之德、撥亂反正之德、實事求是之德、幹部和人民不可撲滅的正氣之德、民族生機之德……這也就是思想解放！”
這些觀點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識界已成為平凡的真理，在那個年代卻被視為驚世駭俗的言論。秦兆陽當時說出這樣的話，該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氣！
（三）
秦兆陽的父母都葬在棗樹店，墓很簡單。1992年，秦兆陽的侄兒秦桂林到北京出差時，表示想代他重新為父母立塊碑，秦兆陽卻拒絕了。他說：“我是***產黨員，不要在農村帶這個頭。”10年後的今天，秦桂林回憶起這件事，仍不由感慨：“叔叔太‘馬列’了。”
“我是***產黨員”，這是幾十年來壹直激勵秦兆陽的心聲。當初他被蒙冤受屈時，更使他痛苦的還不在於戴上右派的帽子，而在於被取消黨籍。這令他感覺到自己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似乎心被摘掉了，靈魂無依了！即使在“脫帽”後，他想到的仍是何時能重新入黨。
秦兆陽曾自嘲是壹個“板大先生”，說自己從小較真、認死理，參加革命後，***產黨又培養了他認真的性格。其實秦兆陽的“呆氣”，正體現了壹種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追求。這使他的人生因背負太多的歷史責任感而顯得格外沈重，卻也成為他不折不撓、戰勝困難的精神動力。在他的遺作《最後的歌》中，就作出了壹段精彩的總結：“在魂夢中我獨自旅行在祖國的大地上，詢問追求想找到壹個人生的答案：為什麽我這壹生極少哈哈大笑，而痛苦有時也是感動的眼淚卻流了許多許多……在我蘇醒的時候，壹個不是答案的答案，卻湧現在我的心頭：畢竟，妳是笑在最後，雖然是帶點苦澀的，當然也是慶幸的微笑。”
50多歲的秦桂林現住在回龍山鎮上。他曾當過回龍機修廠廠長，後來又壹度把石制品加工抓得有聲有色，在鎮上也算是個小有名氣的人物，當地人都親熱地叫他“苗子”。他對秦兆陽是非常敬仰的。在他家裏，他小心翼翼地攤開壹幅秦兆陽親筆繪就的國畫給我們看，並講述了和叔叔來往中的壹些故事。
秦桂林之父是秦兆陽的堂兄，戰亂前住在武漢。秦兆陽少時在漢求學時曾寄住他家，受到資助。秦兆陽成名後並未忘記堂兄的深厚情誼，每月都會寄來10元錢，壹直持續到1957年前。那時秦桂林就很崇拜這位聞名已久的叔叔了，經常寫信給他，不會寫的字就空著，為此沒少挨叔叔的罵。但直到1967年秦兆陽到黃石去探望胞弟秦會濤，秦桂林才第壹次在現實生活中見到叔叔。只是他沒想到，遭受許多磨難的叔叔竟會看起來這麽年輕，這麽樂觀。那幾天，秦桂林關在房裏，跟叔叔學了幾天的圍棋，這成為他記憶中永不褪色的壹個片段。
（四）
秦兆陽只是從團風走出的眾多名人中的壹個。包惠僧、林育南、張浩、地質學家李四光、哲學家熊十力、經濟學家王亞南、思想家殷海光等也誕生於此。大別山南麓這方並不富裕的土地，何以能孕育如此多的傑出人才？是重視教育的傳統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還是當地人聰明勤奮的個性使然？團風人自己也未得出明確的答案。
或許團風人的血液裏真有著奮發的因子。走在縣城裏，規劃有序的政治文化中心區域、初具規模的招商工業園、熱鬧著沸騰著的老城區，都令妳深深感受到團風人踔厲風發的精神面貌。據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童春珍介紹，建縣6年以來，團風的年財政收入已從最初的2000萬元躍升至8000萬元，整整翻了幾番。今年起，該縣又加大了招商引資的力度。她說，團風縣擁有如此豐厚的文化名人資源，這是壹筆巨大的財富，但以前發掘利用還不夠。今後，他們將把這作為對外宣傳、招商引資的壹塊金字招牌。
離開團風前，我再次來到棗樹店。秦兆陽故居前有壹株油樹，據說是秦兆陽還在村裏時就有了的。不知哪年突如其來的風雨使它倒在了池塘中，卻仍奮力地向上生長，形成壹幕極為奇特的景象。幾十年過去了，它竟枝繁葉茂，在冬日的蕭瑟裏透出生命厚重的紅。
建國以來，我們有壹些出色的文學期刊編輯，特別在發現和培養文學新人方面，他們長期地付出了無聲的辛勞；在過去“左”的思潮對文學事業的嚴重幹擾下，有人還為此蒙冤二十余年，付出慘重的代價。在當代文學的發展史上，我覺得這些人的勞績不僅不應該被埋沒，而且他們的編輯工作經驗，發現、培養文學新人的經驗，對今天也不無借鑒意義，為此我寫了本文。
默默的耕耘
妳見過這樣的主編嗎？他不是徒具虛名，不幹實事。他不是等待下屬人員給他送復審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簡單地批上“用”或“不用”壹兩個字。他有壹種直接到堆積如山的無名作者來稿中去尋找佳作，發現人才的樂趣。秦兆陽就是這樣的主編。
1956年我在他底下幹編輯。記得夏天的壹個早晨，他把肖平的小說《三月雪》的手稿給了我。他是手稿的第壹個讀者，是我們編輯下班後，他從壹個編輯案頭堆積的稿件中挑選出來的。這篇小說很快發在《人民文學》當年第8期，發表後受到讀者好評，影響很大。肖平1954年在《人民文學》發過《海濱的孩子》，對於《人民文學》的編輯不算陌生。但在《三月雪》發表前，他的名氣不算很大，他的來稿從編輯手中漏掉並非沒有可能，假如這個編輯粗心大意點，或者沒有鑒別出來的話。秦兆陽這種眼睛向下，絲毫不煩看普通投稿者的來稿，深入、細致的作風，無疑對每個編輯是個鞭策。還有完全是無名的作者，被秦兆陽從浩如煙海的稿件堆中，“沙裏淘金”地“淘”出來了。50年代中期的讀者，或許還記得中篇小說《總有壹天》，曾在《人民文學》1956年第七、八期連載，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單行本。作者黃遠是泉州醫院的壹位醫生，在這以前，沒有寫過什麽有影響的作品。寄到編輯部的這部手稿，可不像個樣子，是寫在幾冊六十四開很不整齊的筆記本上，蠅頭小字，寫得也不規整。以往碰見這樣的來稿，編輯可以不看就退回去的，壹則它是好幾萬字的長稿；二來這樣小的字寫在小本本上很難吸引人讀下去。可是秦兆陽耐心地讀完它（作為這部手稿的第壹個讀者，這部小說，也是他從編輯案頭“拾”去的），並親自為它整理加工後送到工廠發排的。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7年，秦兆陽斷斷續續在《人民文學》幹了五年小說編輯及執行主編，比他專業搞創作的時間長多了。不論是當編輯或主編，他總是花去絕大部分精力，在來稿的“海洋”中辛勤地耕耘、播種和收獲。要統計他發現、支持的作品和人才嗎？在如今的知名作家中可以開列出壹長串名單來。例如建國初期，瑪拉沁夫的處女作《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孫峻青、白樺發在《人民文學》的第壹篇小說，都是經秦兆陽之手發出的。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前，秦兆陽選登小說的精彩片斷《奇襲虎狼窩》，並寫編者按語，對這位即將面世的新作家，給予及時、熱情的肯定。有的人知道是秦兆陽發現了自己的第壹篇作品，有的人可能至今還不知道。
我要說，這是壹種道地的魯迅所稱贊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在文學編輯崗位上，我常見有兩種編輯：壹種人看稿很細，也有水平，但只願為知名作家服務，不大看得起無名作者的來稿，因而在他們的編輯記錄中，很少有發現人才的記錄。還有就是像秦兆陽這樣的編輯，他們也善聯系知名作家，但絕不以此為滿足。好像半年壹年的編輯工作下來，不發現幾個新的名字，不從大量廢“沙”中“淘”出有希望的“金子”，那就還沒有完全盡到編輯的職責。這樣的編輯更可貴。
識——膽——思
壹個編輯要有“識”，還要有“膽”。他的“識”表現在極其敏感地發現作者對於生活和藝術的新探索和思索，以及這種探索對於我們社會生活的意義，對於文學創作發展的意義，而給予及時、明確的肯定。他的“膽”，表現在發現這樣的作品後，能夠大膽、果斷地予以支持，有魄力將它發表出來，而這往往要受到舊習慣勢力的反對，要冒些風險，甚至編輯個人為此付出沈重代價。所以並不是所有編輯都能做到這壹點。想過“平安”、“太平”日子的編輯，當然不會這樣幹。但他們編輯的刊物也往往“四平八穩”得很，在文學創作發展史上留不下突出的痕跡。
我還記得1956年初春，《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劉賓雁，將他的第壹篇文學特寫《在橋梁工地上》寄到《人民文學》編輯部。劉賓雁長期擔任記者，接觸面廣，頭腦敏銳，又愛思索。1956年春節，他將長期積累的感受，用文學特寫的形式表達出來，壹吐方快，只壹個星期，《在橋梁工地上》便完稿。文筆犀利、深沈，可以說在我們建國以來的文學創作上，第壹次這樣鋒利、深刻地觸及官僚主義、保守主義的時弊；而且不只是官僚主義、保守主義，還第壹次大膽、尖銳地觸及了某些領導幹部的風派氣質和風派行徑，這比單純地揭露官僚主義、保守主義更見深刻。後來的事實不斷證明，像羅立正這樣壹個風派氣質、“壹貫正確”的人物，在我們風雲多變的政治生活中，實在是個難得的典型。在這以前，劉賓雁寫過大量新聞特寫，翻譯過蘇聯作品，但利用文學形式反映生活，在他還是頭壹次。《在橋梁工地上》是他文學的處女作。而秦兆陽作為這篇作品的第壹個讀者，壹下子發現了劉賓雁，他立即給他去信，以簡短、鮮明的語言，肯定了他的探索。接著在《人民文學》四月號，以頭條、通欄、極為顯著的地位，發表了《在橋梁工地上》。秦兆陽為作品寫了編者按語：“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特寫已經很久了，希望從這篇《在橋梁工地上》發表以後，能夠更多地出現這樣的作品。”他還在編後記中寫道：“在現實生活裏，先進與落後、新與舊的鬥爭永遠是復雜而尖銳的，因此我們就十分需要‘偵察兵’式的特寫。我們應該像偵察兵壹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裏邊的問題，把它們揭示出來，給落後的事物以致命的打擊，以幫助新的事物的勝利。本刊這壹期所刊登的《在橋梁工地上》就是這樣的特寫。像羅隊長這樣的人，像曾工程師這樣的人，像他們之間的鬥爭，在我們的生活裏難道是很少的嗎？我們怎麽可以對他們視而不見呢？怎麽可以看見了而不寫呢？”這些話今天讀來仍然覺得新鮮，沒有失去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