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壹談從漢代的《毛詩序》到唐代的韓愈、白居易文學社會功能的轉變？要史論結合。

毛詩序認為文學起教化作用。“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他雖然強調了詩歌感情的表達，但是提出“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感必須規範於人為的屬於意識形態的禮義之內，失去了熱情活躍富於創造力的自由馳騁，成為統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這情就不再允許是真正屬於本性的情，而變為虛假的投合統治者專制口味的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就成為詩歌創作唯壹的目的和歸宿，並且刺時，也壹定要主文而譎諫，閃爍其詞、婉轉委曲。總之，壹切又回到了春秋後期孔子“思無邪、溫柔敦厚”的詩教中，前面情感論所放出的光芒也就開始暗淡了。正如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所尖銳批評的：如中國之詩，舜雲言誌，而後賢立說，乃雲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誌矣，何持之雲·強以無邪，既非人誌。許自由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因此，在論述六義四始時，只涉及了與為王政教化服務的內容密切相關的四始：風、大雅、小雅、頌，至於藝術表現手法的賦、比、興，則只字未提。以上多見於百度百科

到了韓愈白居易，首先是文學的表現形式和創作魅力有了很大的變化發展，無論是韓愈的奇崛還是白居易的通俗，文學的個人情感抒發愈發強烈，而他們的文章也呈現出他們自身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體會。如韓愈進學解，雜說中談到選拔人才，社會風氣，白居易更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用詩歌反映現實。這裏我們看到文學的社會功能已經從自上而下的教化，變成自下而上的反應與諷諫。

毛詩中說諷刺君王要語言婉轉，而我們看看韓愈白居易的文章就知道他們絕不乏言辭激烈，揭露鮮明之作。

總之，從漢代的毛詩到唐代的韓愈白居易，文學已經由統治者手中教化的工具，變成被統治者如文人，自覺的士人手中反映現實，上諫君王的方式。它的主人和用途對象都發生了變化。可以說這和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變化和文人自我意識覺醒有很大關系。隨著中央集權國家政治的成熟，統治者可以借助官僚系統，使用更嚴厲的“法”和更明確的“禮”來統治民眾；而隨著士人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文學表現力的發展，文學成為士人自我抒發的手段。可以抒情，可以諫上，可以反映現實。最終文學走向社會，屬於了社會和民眾。

其實這個話題我也不是很了解，韓愈白居易的是我參考百度百科寫的。結論麽，是我壹邊寫壹邊想出來的。不過確實是引人深思的好問題。非專業人員，希望不要被嘲笑。希望對妳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