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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忠臣的下場

中華上下五千年歷史,英雄輩出,人才濟濟,有功蓋千秋的賢帝,也有出將入相的能臣;有殘暴昏庸的暴君,也有遺臭萬年的奸人。他們大多都記載史冊,任憑後人評論他們的是非功過。歷史上有這麽壹類人,忠君衛國,敢諫直言,心系社稷,憂國憂民,但他們最後都不能善終,每每回想他們的故事,都會為他們高尚的氣節敬仰折服的同時,也為他們不公的命運哀婉嘆息。

公元1457年,明天順元年正月廿二日是大明王朝最為黑暗的壹天,對明王朝有再造之功的內閣大學士於謙被“復辟”的新皇帝送上了斷頭臺,行刑之日“陰霾四合”,天地銜冤,這位“兩袖清風”、功勛卓著的忠臣成就了自己“只留清白在人間”的人生宿怨。歷史上溯316年,公元1141年,南宋紹興十壹年,年僅三十九歲的民族英雄、抗金名將嶽飛在臨安大理寺風波亭賜死,走完了“壯懷激烈”的壹生。於謙死後172年,公元1629年,為抗擊清軍,入衛北京的明薊遼都師袁崇煥在西四被處以“磔刑”,當天不明真相的百姓竟“爭啖其肉”!大明王朝不僅隕落了壹顆“將星”,而且從此無人“主持邊事”,大明王朝終於走上了窮途末路。遍查中國歷史,這種悲劇遠遠不止於此,為什麽忠臣良將沒有好下場?為什麽歷史悲劇會壹次壹次重演?

就字面意思理解,所謂忠臣是是對君主忠心耿耿,萬死不辭,只知忠君而不及其他,照理說來這種臣子該是廣得皇帝庇佑,富貴榮華,終不見棄,起碼應該頤養天年,落個善終。但是中國歷史之源遠流長早已把這壹概念賦予了更多的含義,忠臣良將的特質絕非壹個“忠”所能概括。總結起來能夠青史留名,在二十四史“忠臣傳”裏占有壹席之地的往往具有更多的品質:壹曰能,二曰廉,三曰剛直,四曰道德高尚,是每壹個忠臣所必須具備的。這些人的事跡之所以後世千古傳唱,正是這四種特質所成就,但恰恰這些特質使得許許多多忠臣良將當世難得善終,甚至身首異處。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忠臣首先是能臣,庸碌之輩即使有狗壹樣的忠誠也難以配得上個“忠”字,然而“能則遭嫉”,是太多忠臣的遭遇。北宋忠臣寇準算得上大宋第壹“良相”,在遼國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力主宋真宗禦駕親爭,挫敗了敵國的兵鋒,迫使大遼簽訂了“澶淵之盟”友好條約,維持了宋遼100多年相安無事,為北宋百年的文化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能力不可謂不高,功勞不可謂不大,就連宋真宗從此之後也恭敬有加,每每朝堂議事後,須寇準先退,真宗皇帝“目送之”。但是這種待遇卻必然招來妒忌,不少同僚恨的要死,嫉妒得要命。“妒則謗生”,不久皇帝身邊的人就放出謠言,說寇準是“幸兵以自取重”,意思是打起仗來寇準好從中抓大權。無論皇帝再英明,只要出現“君疑臣”的情況,離死也就不遠了。偏偏皇帝身邊還有壹個“多才小人”――王欽若,其人早對寇準恨之入骨,旁征博引勸說皇帝:“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乃城下之盟。陛下以萬乘之尊,與遼朝定城下之盟,實乃大恥!”,而且“才思泉湧”地趁機原創出壹個著名的成語, “陛下見過賭徒嗎?輸急眼的時候,就把他所有身家全部押上,這就叫‘孤註’。澶淵之役,寇準就是拿陛下您當作‘孤註’啊!”,其居心何其險惡。自此之後,真宗皇帝再在朝中見到寇準,總覺他虛頭巴腦,舉手投足之間,總想起這位先生拿自己作“孤註壹擲”。 從此這位能臣的苦難開始了,首先罷相出知陜州,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不久又貶衡州司馬,寇準就在瘴氣蒸騰,暑氣逼人的謫戍道路上最終成就了自己“忠臣良相”的美名。

作為忠臣,同時還要廉,貪贓納賄之徒即使能力再強也只能與和紳作同流,中國歷史上的忠臣無壹不是廉吏。於謙25歲出士,61歲死,為官36年,做過巡按,辦案無數,做過地方大員,多次巡撫地方,都是令人企羨的“肥缺”,“美差”,但每次回朝復命卻都是“兩袖清風朝天去”,深深得罪了朝中權臣,不但不能加官進爵,反而遭人構陷,降職關押,以致於身遭大難,被捕抄家時,滿屋子只不過是些書籍和日常用品,此外沒有丁點兒“余財”。而深負廉名的海瑞,為官多年卻家徒四壁,俸祿難以糊口,就自力更生,在衙門裏種菜貼補家用。母親做壽只能割2斤豬肉作為壽禮。今世後人絕不可能懷疑這些忠臣的操守,而在當世,這些人不掌重權則只能廉潔自守,身登廟堂,執掌朝樞卻不知要得罪多少貪得無厭之輩,因為他們上阻了權臣的財源,下斷了貪官的生財之道,這樣豈能不遭構陷?身處如此險境豈能安身立命?

另外忠臣無壹不是剛直之輩,然而按照官場的潛規則卻是“直臣易貶”,“上患其剛直難任,下患其觸忤時諱”,為社會環境所不容。論及剛直海瑞算得上中國歷史上的天字壹號,而且是大揭龍鱗的高手,連名號裏還要帶個剛字――海剛峰。在他那份著名的上嘉靖皇帝奏章中,毫無避諱地稱“天下百姓不是陛下久矣”,而且還毫無顧忌地拿皇帝鐘愛的年號“開玩笑”,所謂“嘉靖嘉靖,家家幹凈”,這樣的大臣如果生在貞觀年間尚能博得個美名,可偏偏落在嘉靖,這個連宮女都想勒死而後快的皇帝手中,落得個罷官下獄的下場實在是僥幸了。

最後,忠臣還有壹個***同特點就是“道德高尚”,無論寇準、嶽飛、於謙、海瑞還是袁崇煥,都具有很高的道德約束力。這些人壹方面是清廉自守,另壹方面專以國事,毫無狹私,表現出很高的道德水平。然而對自己要求嚴格,總希望別人和自己壹樣,或者無形中給別人造成了道德壓力。比如寇準當世人評說:“忘身殉國,秉正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於謙“視勛庸國戚若嬰稚,士類無當其意者”。這些人作為國家的股肱重臣,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往往顯得剛烈過之,而謀略不足。在中國歷史上,欲成就大事且又能立於不敗之地的人物,既要有忠臣的心懷,還要講究壹定的策略,壹心為國而不屑於人情事故者大多成為悲劇人物。當代詩人北島的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其實是“忠臣末路”的最好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