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放鳴的《郭沫若早期詩歌民族傳統溯源》[1]中認為我國古代文藝理論，特別是莊子的思想和司空圖、袁枚等人的詩論，對於郭沫若的詩論及早期詩歌創作有著重要的影響。並且明顯地受到了我國古代優秀詩人的影響，主要有李白、蘇軾、陶淵明、王維、孟浩然和柳宗元。並且認為郭沫若繼承了我國古典詩歌中始於《楚辭》的積極浪漫主義藝術傳統。最後總結了郭沫若對本民族藝術傳統的繼承表現出的四個特點：大膽采用自由體形式，對賦比興的傳統表現手法的發展，汲取古代詩人運用語言的優秀傳統形成自己鮮明獨特的語言風格，對莊子和屈原開創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的繼承，形成了郭沫若式的浪漫主義詩風及詩論。昶旭的《他找到了“噴火口”——簡論惠特曼對郭沫若詩歌創作的影響》[2]則從創作論的角度來考察惠特曼對郭沫若創作的最重要的影響，是使他找到了火山的“噴火口”——新的激情和新的表現方式。總結了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影響的幾個方面：第壹，良好的詩人自我感覺，第二，強烈的自我表現欲，第三，自由豪放的詩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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