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自始至終執著地關註現實是與他頭腦中的指導思想有關的。杜甫是以什麽思想為指導呢？杜甫常常自稱“儒生”、“老儒”、“腐儒”，談到自己的家世也說“奉儒守官”，所以歷來批評家認為這是儒家的思想意識的體現，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學說鑄就了杜詩中的憂國憂民的主旋律。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與杜甫》壹文中強調儒家思想對杜甫的影響，並認為這對杜甫的“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欲望”起了決定性作用。但事實上決定他思想的，還是十載長安的“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饑走荒山道”和人民***同飽嘗的戰亂、饑餓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和人民親密無間的生活。這些，正是這些，是杜甫思想決定性的因素。
中國古代詩人絕大多數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然而這些難以計數的大批詩人中真正弘揚了儒家思想、應該在儒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壹人。這不僅是因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內心之中常常激蕩著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對孔孟所倡導的憂患意識、仁愛精神、惻隱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並用感情強烈的詩篇淋漓盡致表達出來，打動與感染讀者。特別是作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愛”精神，這幾乎成為杜甫壹生堅持不輟的創作主題。
憂國憂民思想的表現之壹
——忠君愛國
傳統的儒家觀點認為，忠君即是愛國。如孔子強調“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禦外敵入侵中原地區。孟子則宣揚“大壹統”，力主以“仁政”統壹中國。即對百姓施以仁政，以體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憂民所憂。此為儒家憂國憂民的光輝典範。而且儒家關註群體意識的最高境界就體現在對國家、對天下（當時對儒家來說“天下”就是國家，國家就是“天下”）“壹統”和安定的關註上。杜甫承繼了儒家的對“天下”“壹統”的思想片斷，把它發展成為忠君愛國的強烈的意識、並成為古典詩歌創作中的永恒的主題。
實現和維護天下壹統是儒家群體意識的最高境界，能夠達到這個境界的人，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是很少的。那時人的眼界極為狹小，大多只是局限在個體生命的自生自滅上。壹生執著於“忠君愛國”，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個時代很難達到的境界，這樣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靈性的。在杜甫那裏，“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獨夫民賊，而是天下民眾這壹群體的代表。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愛國不是作為臣工的職業性的奉獻、更非泯滅了個性以後唯壹的選擇。杜甫是註重個體自我價值的人，他把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融入了對群體的關註之中。這些在他的詩歌中有長足的表現。
流傳到現在的杜詩絕大部分寫於滯留長安以後，從長安詩開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現了他的憂國憂民精神。從早年的誌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臨終，仍在惦念著：“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遠是那樣執著。杜甫不僅隨時隨地不忘君國，如蘇軾所說“壹飯不忘君”（當時的“君”就是“國”的代表）；更令人感動的是，他把這種感情視為其生命的壹部分。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開篇就描寫忠君愛國之情，當時擺在杜甫面前有兩條路，壹是歸隱田園，過“瀟灑送日月”的浪漫生活；壹是出仕做官，介入紛紜復雜的官場爭鬥。選擇引起杜甫內心的激蕩，詩人把自己的內心的矛盾如剝春筍似地壹層壹層地展示出來，最後，杜甫表明自己心跡：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向太陽，物性固難奪！
忠君愛國之心已經成為了詩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陽），想糾正也不可能了。正是這樣的“物性”，當事關國家之時，他不僅能夠這樣要求自己：“濟時敢愛死”（《歲暮》），而且對於朋友他也能說出：“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後者看來更難。所謂“嚴公”就是杜甫落難成都時全身心依靠的頂頭上司嚴武。嚴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為這樣有光輝前程的人物送行，幫忙或幫閑們大約要說盡人間的祝福話語的。我想聰明的今人更會如此。而杜甫本著儒家的“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的精神卻講了這樣不吉利的話，而且講得如此富於激情、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