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由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到提倡為君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統的詩歌理論，他的《秦中吟》、《新樂府》等諷諭詩便是在這壹理論的指導下創作的。這壹理論以其突出的現實針對性和通俗化傾向，有可能使詩歌更接近於社會現實，以至於幹預政治。這壹理論，是儒家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杜甫的寫時事的創作道路的進壹步發展。從寫時事這壹點說，白居易與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寫所見所感，生民疾苦與壹己遭遇之悲愴情懷融為壹體，雖於寫實中時時夾以議論，含諷諭之意，卻並非以諷諭為出發點。杜詩出之以情，白居易與杜甫之不同處，正在於他出之以理念，將“為君”而作視為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了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導入了狹窄的路途。因過分重視詩的諷刺功用，從而將詩等同於諫書、奏章，使不少詩的形象性為諷刺性的說理、議論所取代。因評詩標準過狹過嚴，導致歷史上不符合此壹標準的大量優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這些，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壹定的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