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人的壹生有少年、壯年、中年、老年，唐代詩歌也可以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在少年時期的唐詩，就如“少年心事當拿雲”的少年，誌高氣盛。到了壯年，則有著壹種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中年的時候，直面慘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鮮血有著壹種現實主義的精神。到了晚年，國家已衰，亡國之音風起雲湧。
首先來看壹下初唐時期。這壹時期，雖然南方美學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但是還沒有和北方美學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寫到：“初唐時期關中地域繼續受到南朝文學風氣的影響，註重聲律詞采，但是由於關隴文化居於主體地位，所以貞觀詩風呈現出北方化傾向”⑺。所以這個時期的詩歌中的北方氣息相當的濃，其中以“雄渾”、“悲慨”為主，而南方味則要淡以“沖淡”之味而輔之。這個時期出現了如“初唐四傑”和陳子昂壹樣的詩人。他們的詩歌以“尚武”精神為主，氣勢宏大，感情豪邁悲愴。這可以從他們的詩歌中略見壹斑。如楊炯在《從軍行》中寫到：“寧為百夫長，勝作壹書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閣序》，自然天成，氣勢相當的宏偉磅礴。再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就是壹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現的雄邁悲愴。而與之同時的，如上官儀等人，他們繼梁陳之余風，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沒有什麽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學地位得到了提高，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唐代詩人之中開始了學習東晉南朝的文風之浪潮。如王維學習謝靈運，李白向鮑照、謝朓學習，杜甫從何遜、陰鏗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中寫到：“中間小謝又清發”，把自己與謝朓相比。而北方則出現了如高適、岑參壹樣的邊塞詩人。這個時期還是北方美學為主，但是南方美學的影響與初唐相比則有了很大的發展。詩歌的主旋律也呈現出多樣化，有“尚武”的邊塞詩，也有言情寫境的抒情詩，有雄邁宏偉的，也有柔情似水的。總之說來具有“勁健”、“豪放”、“飄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別是安史之亂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戰亂之中，從此以後，唐王朝壹蹶不振，政治日逐於黑暗。於是許多文人詩客為了避難紛紛南遷，他們不僅帶來了北方的許多文化思想觀念，同時他們也從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營養，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南北兩種美學雜揉並濟推進了南方美學與北方美學的進壹步融合，與之同時也使這個時期的詩歌旋律發生了大變。其中如李嘉佑，韋應物，柳宗元等人就是從北方到南方並將南方美學思想用之於詩歌創作之中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大多“纖秾”、“縝密”、“實境”。在大歷年間形成的南北兩個不同的創作群體：壹是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如錢起、盧綸、韓雄等大歷十才子；壹是以江南吳越為中心，如劉長卿，李嘉佑等⑻，這就表明南北方已經處於同壹個水平層次了。同時也說明了南北地緣美學的互融已經相當有火候。這個時期的詩歌南方味明顯加強，而略少了北方那種鏗鏘有力的感覺了。
二、對唐代詩歌創作群體的影響。
眾所周知，創作主體在作品創作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創作主體又是以他所紮根的土壤為背景進行創作的，所以創作主體所生存的地域對其創作是有著密切關聯的，所以南北兩種不同的美學思想也勢必會對創作主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唐代的詩人們自然也不例外的會受到這種影響。
在初唐與盛唐的時候，北方過著平靜而有序的生活，同時北方又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正是生產詩人的好土壤，所以這個時期北方的詩人就會很多。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亂使得北方又陷入了戰亂之中，從而造成了壹是許多北方人的南遷，壹是南方的開發。這種土壤所造就出來的詩人就不單單是北盛南衰的情形了。縱觀唐代詩人，據陳尚君先生考證，京畿道有詩人226人，關內道有詩人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東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東道77人，山南西道4人，關隴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東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劍南道66人，嶺南道27人⑼。就詩人總體數量來說，北方要比南方多，但是在中晚唐，南方地區的詩人增長率遠遠要比北方高。這說明了唐代詩歌的創作群體是壹個逐漸變遷的過程。總體觀來，唐代詩歌創作群經歷了壹個這樣的演變過程：初唐北方創作群壹枝獨秀→盛中唐南方創作群的興起→晚唐南北創作群的合流。
先看初唐，這個時期的詩人主要集中在關中地區，特別是關中的幾大家族，如韋氏家族，白氏家族，盧氏家族，楊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盧照鄰就是盧氏家族中的壹員。而與之相比，南方這個時期的詩人則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時候，北方的詩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韓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時南方的詩人也逐漸發展成熟起來。如張九齡、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詩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時期，南方詩人群更是達到了壹個高潮。出現了劉長卿，李嘉佑等人，同時還出現了壹個很特別的創作群體壹壹吳會詩僧群，湧現了許多的詩僧，據統計盛唐詩僧有43人，中唐詩僧達686人，其中靈壹、靈澈、皎然等人比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兩個創作群已沒有很大的區別了，許多詩人已經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來的了。如韋莊，雖出身於關隴，但是卻客居於江南⑿。杜牧亦先後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黃州，湖州等地做過官⒀。另外，這個時期還出現了江南詩僧群，如貫休，齊己等人⒁。
三、對唐代詩歌理論的影響。
受南北地緣美學的影響，唐代詩歌理論也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出現了壹大批詩人兼理論家。統而觀之，他們提倡“文”與“質”的結合，反對南方詩風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體說來，他們的主張又各有側重。同詩歌創作群的演變壹樣，唐代的詩歌理論也是發展變化的。筆者將其分為四個時期：壹、端正時期。以孔穎達、陳子昂及“初唐四傑”為代表，主張端正南朝時期的靡糜詩風，回復到儒家大道上來。二、發展時期。以王昌齡、李白、杜甫等為代表，在前者的基礎上更進壹步發展了儒家詩風。三、高潮時期。以韓愈、白居易等為代表，將儒家詩風推向了壹個新的高潮。四、新發展時期。以司空圖為代表，將南北兩種詩風融為壹體構成了壹個新的詩學體系。
端正時期。初唐時期是詩風的端正時期，其目的就是要從梁陳時期的那種靡糜之中糾正過來回到儒家詩風的大道上來。其中陳子昂是第壹個明確提出詩歌革新主張的詩人，他指出：“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陳子昂《修竹篇序》）主張向漢魏學習其風骨。孔穎達也在《毛詩正義》提出：“詩者，人誌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誌，發見於言，乃名為詩。”把儒家“詩言誌”說發揚光大。
發展時期。盛唐時期王昌齡在《詩格》中提出：“詩有三境：壹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說。李白也指出：“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李白《古風》其壹）主張詩應“清”與“真”，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高潮時期。中唐是唐代詩歌理論壹個十分繁盛的時期，把儒家詩風推向了壹個新高，其中白居易、韓愈等人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白香山集》卷二十八《與元九書》）並指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同上）的主張，把感情和抒事合為壹體使儒家詩風進壹步與現實掛鉤，而且更具藝術的美。
新發展時期。這個時期之所以為新發展時期主要是意象之說的發展，從中唐到晚唐這段時期裏出現了如劉禹錫、司空圖等傑出的詩歌理論家，他們把意境之說加以了發展和完善。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記》說：“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與象進行了區分。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裏將詩分為雄渾、沖淡、纖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答莊充書》）之說，而不拘泥於儒家詩學之中。
從這四個演變階段可以看出，其實就是由“風骨”之說到意境之說，於長乎“誌”到感於“情”的變遷，這正是北方的“質”與南方的“文”的變通。
唐代詩歌所受到的影響除了以上三個方面，還有其它的方面，這裏就不壹 壹例舉。總而言之，從南北地緣美學的沖突與互融之中，可以發現，唐代的詩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兩種美學的互融的渦旋之中，這也是壹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唐代的詩人經過了長時期的摸索，把南北兩種美學融合在壹起，“以南朝的‘文’，裝飾北朝的‘質’，以北朝的‘質’充實南朝的‘文’，創造了中國詩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先秦的周詩、楚辭、漢代的樂府、魏晉南北朝的樂府民歌以及唐宋詞、元散曲中的部分作品都是入樂的歌辭。而唐人所唱，除了句式長短不齊的詞以外, 還有齊言的詩。過去人們對這些齊言的詩的演唱情況壹直估計不足。
從入樂的角度來研究唐詩，是壹個極重要的視角，會使我們對唐詩的認識變得更加全面、清晰。首先，這種研究有助於對詩歌創作具體情境的認識。我們過去對唐詩的研究往往只是從文本出發，單純就文本來研究。其實在文本形成之前，詩人創作的具體情境，對其詩歌特點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們可以把詩人的具體創作情境劃分為這樣幾類：應酬唱答、消遣娛樂、儀式慶典。
登臨遊覽、獨自創作。在這幾種創作情境中，前三種都可能與歌詩演唱直接相關。研究這種具體的創作情境，對於準確把握詩人的創作動機，無疑大有裨益。其次，註意到了詩歌創作與其他藝術的關系。各種藝術之間並不是孤立發展的，詩歌藝術與其他藝術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借鑒的關系，特別是詩歌與音樂之間，更有著內在的聯系。現存的唐詩當中就有大量的以聽歌看舞為題材和以聽歌看舞相關內容為題材的作品。